【名老中醫經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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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如桂枝湯證、柴胡湯證、白虎湯證等，全書凡１１２個。

「方證」是《傷寒論》從大量的、基本的、典型的多種疾病中綜合起來的，並不是某一特定疾病的症狀組合。

如桂枝湯證：發熱，惡風，頭痛，自汗出，脈浮緩；

柴胡湯證：往來寒熱，胸脅苦滿，心煩喜嘔，默默不欲食，口苦咽乾目眩等，見於多種外感疾病和內傷雜病過程中，並非某一特定疾病所專有。

當然，無論是桂枝湯證、柴胡湯證或其他方證，都不是多種疾病共有症狀的簡單的綜合，而是綜合了那些能夠反映病機本質的脈症組成的。

如桂枝湯證反映了太陽病營衛不和的病機，柴胡湯證反映了少陽不和的病機等等。

對於伴隨桂枝湯證、柴胡湯證出現的反映非病機本質的症狀就給剔除了。

他認為，作為典型性事實的方證，不僅其自身組成的脈症之間存在必然的聯繫性，即使在方證之間的聯繫性也是顯著的。

論中許多中間性質的方證及其加減方證，就突出地體現了其間存在的聯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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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例如，桂枝麻黃各半湯證、桂枝加葛根湯證、柴胡桂枝湯證，以及桂枝湯證的加減湯證等，就說明桂枝湯證與其他方證具有多方向的聯繫性。

可以說，論中每一個方證都是繼一個方證之後發生的另一個方證。

當然不能說是繼一個方證之後必然發生的另一個方證，這是因為人體正氣強弱、臟腑虛實、感邪輕重不同，而有很大差別的緣故。

方證之間的聯繫性，是人體疾病過程的客觀反應，而這種聯繫性的規律性，則具有顯著的系統性特點。

那麼，仲景是根據什麼把一系列看起來雜亂無章的症狀、體徵聯繫起來，形成一個個不同的具體方證？

又把不同的方證聯繫起來組成六經病的呢？

這種聯繫性能反映出傷寒方證與六經病的本質嗎？

對此，郭氏乃首倡「病理反應層次」學說加以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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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郭氏認為，各種證候都必然從人體特定部位表現出來。

而其部位有深有淺，有表有裡，有經有腑，有在胸中、在心下、在氣、在血等不同，形成不同的病理反應層次。

六經病就是六個大的病理層次陰陽失調的反應，而各經病所屬方證就是由淺而深的若干較小的病理層次陰陽失調的反應。

六個大的病理層次中，如同時出兩個或兩個以上病理層次的陰陽失調稱為「合病」；

先後出現則稱為「並病」。

在較小的病理層次中，也可以同時出現兩個或兩個以上病理層次的陰陽失調，如桂枝麻黃各半湯證、桂枝二麻黃一湯證等。

所謂陰陽失調實指陰陽量呈現偏盛偏衰的狀況，是病理層次反應狀態強弱的表現。

所謂六經病：太陽、陽明、少陽、太陰、少陰、厥陰，實際是按陰陽的多少，即反應狀態的強弱劃分的。

當兩個或兩個以上病理層次由於反應狀態強弱的差異性，即有的層次陽＞陰，有的層次陽＜陰，這種情況同時出現，便形成所謂寒熱交錯，陰陽混雜的證候，如大青龍湯證等。

不僅如此，即使同一病理層次，在不同的人或不同時間，其反應狀態也是不同的，或陽＞陰，或陽＜陰，從而出現不同性質的證候。

如病皆在表但有麻黃證、桂枝證之別；

病皆在心下卻有諸瀉心證之異。

無論是大的病理層次或小的病理層次，其反應狀態都是人體在內外環境各種因素綜合作用下的反應，調節反應狀態以達到治療目的，則是《傷寒論》的全部治療思想。

其調節方法具有下述三個主要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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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調節的二相性。

病理層次的反應狀態具體表現為陰陽偏盛偏衰，平調陰陽以改善其反應狀態，最忌太過與不及。

太過，易向其反面轉化；

不及，又達不到目的。

所以，仲景的組方思想多本二相性原則，其論中１１２方大多寒溫並用，攻補兼施，升降兩行，就足資證明。

如桂枝湯既用桂枝、生薑辛溫通陽，增強衛陽的升散性、動性；

又用芍藥、甘草、大棗酸甘斂陰，助長營陰的凝聚性、靜性，以節制升散太過。

又如小青龍湯，既用麻黃、桂枝之辛散，以增強在表之陽氣的升散動性；

用乾薑、細辛、半夏之辛燥，以降低在裡之陰（寒飲）的凝聚靜性；

又用五味子、芍藥、甘草酸甘合化，助長陰的凝聚靜性，達到在表以監製麻桂的過度升散，在裡以防薑、辛、夏的太過溫燥，免其飲去熱生。

諸瀉心湯，既用芩、連之寒，又用薑、附、夏之溫；

炙甘草湯既用薑、桂、酒溫陽，又用麥、地、膠益陰。

如此等等，無不體現其湯方組合的二相性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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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調節的固本性。

從其用藥看，論中１１２方用藥９３味，用得最多的首推炙甘草，共７０方；

次為大棗４０方、附子２３方、人參２２方。

這些扶助正氣的藥物使用率最高的事實，表明仲景組方重視固本。

再從治療的方法上看，也處處以固正氣為本。

如用桂枝湯只取微汗，還要以米粥保胃；

用承氣湯急下存津，得便則停後服，免傷氣液；

用小柴胡湯和解少陽，配以人參扶正，使其然汗出而解又不傷正氣；

太陽病告誡不可下，免傷胃氣損津液；

少陰病急溫回陽；

厥陰病告誡「下之利不止」，等等。

所以，陳修園總結《傷寒論》治法的精神實質為「保胃氣，存津液」六個字，道出了其調節的固本性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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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調節的整體性。

針對各種內外因素綜合作用下所出現的各種病理層次的反應狀態進行調節，本身就是整體觀念的體現。

但深入考究，仲景的調節方法往往不是直接針對失調的病理層次，而是從整體著手進而改變失調的病理層次的反應狀態，達到治療目的。

例如，「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裡證，渴欲飲水，水入則吐，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

其中風發熱是表證，不解而煩則病已入裡，水入則吐是中焦停飲，稱為水逆，不用麻黃解表，不用芩、連、膏、梔清裡，不用薑、夏和胃，而用五苓散化氣利水，「上病下治」而水逆自平，裡和表解，就是整體性調節的手段。

而且五苓散製方目的旨在利水，其中不僅用苓、澤利濁水，還用桂枝通陽氣；

不僅要利水濕於下，還用苓、朮固脾氣於中，雖著眼於利水，實調節於整體。

總而言之，傷寒六經方證，是仲景當時條件下，為尋找調節人體反應狀態的確定性，而總結出來的辨證論治體系。

郭氏應用上述「病理反應層次」學說揭示六經方證的本質與特點，其現實意義在於：為進一步闡明其物質基礎提供了思路。

但他認為，《傷寒論》畢竟是１７００多年前的著作，仲景的觀察總結多是對疾病自然過程的診治，其所提供的方證，雖然至今用之仍效驗彰著，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今天的社會和自然環境與古代大不一樣了，對疾病的自然過程干擾很大，仲景描述的有些反應狀態及其傳變、轉化規律，今天已不可見了。

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經驗的積累，對傷寒方證的應用又大大地突破了仲景的規範。

基於這些事實，他曾提出創立六經辨證論治新體系，把仲景學說的發展推向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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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掘中醫康復學術領域，提出「現代中醫康復醫學」基本框架康復醫學，是預防醫學和臨床醫學之外的第三醫學。

郭氏指出，康復醫學的突出特徵，不僅僅把人看作生物學的人，更重要的是把人作為社會的一員來對待。

其深刻之處在於，把人體康複視為一種多維現象，涉及互相依賴、互相影響和制約的身體、心理、社會諸因素，不存在獨立於這些因素之外的康復。

所以，它以病人為主體採取的各項綜合性康復措施，具有強烈的整體觀念，達到比臨床醫學更高的目標：恢復功能，重返社會。

其內容包括四大部分，即醫學康復、教育康復、職業康復和社會康復，是一門已經形成一套完整體系的新興學科。

可以說，康復醫學的興起，標誌著生物醫學模式向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轉化，是現代醫學的高層次發展，也是現代物質文明、科學技術和社會進步的豐碩成果。

他認為，中醫古籍如明代龔廷賢《萬病回春?後序》與清代《續名醫類案?帶下》等，雖然明確地使用過「康復」一詞，但其內涵是很局限的，不能與現代的「康復」概念等同，古文獻中更無「康復醫學」之名。

有關中醫康復學術的理論、方法與經驗，散見於歷代典籍與各科著述之中。

如其方法一部分包括在古代善後法、將息法、調攝法之內；

大部分則屬於臨床醫學範圍，如偏枯、痿痹、拘攣、癲狂、癡呆等的治療。

中醫康復學科的內容雖然豐富，畢竟沒有形成一門具有特定範圍與目標的學科體系。

因此，發展中醫康復醫學實際上是一種創新。

為此郭氏不憚艱辛，沉潛涵泳，廣泛收集古今文獻資料，把零零碎碎的經驗、認識，提高到學科體系的高度進行系統化、條理化整理、研究，從而在全國率先開掘中醫康復學術領域。

他指出，中醫康復學術是中醫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理論、觀點與方法屬於傳統中醫學同一體系，只不過用於康復方面罷了。

例如，中醫學的基本理論：臟象、經絡、氣血、精氣神以及陰陽五行等；

中醫學的基本觀點：整體統一、辨證論治、正氣為主、雜合以治等，都具體指導康復治療。

其豐富多彩的方法，除眾所周知的針灸、推拿、氣功、藥物內服外治、食療、體療外，還有取之於自然的熱療、光療、聲療、泥療、砂療、磁療、水療、尿療、香花、色彩、時序等等；

還有利用社會因素如資訊、行為等，達到以情勝情，促其心理康復的情志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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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對這些康復理論與方法的歷史沿革、原理與具體運用，以及對多種疾病的康復措施，都作了具體闡述。

指出中醫康復方法立足於充分調動人體自身療能，是通過其自身調節而起康復作用的，具有能防能治能養，無傷害無痛苦，簡便易行的特點，既適於建立專門康復機構，集中實施，又可分散在病人家中進行，開展康復自助。

郭氏駁斥了「中醫無康復」之說。

指出這主要是把康復醫學的對象與範圍，僅僅局限於肢體殘缺、智力或感官障礙者，緣於中醫沒有康復工程技術和手術矯治等方法，於是便有此說法。

此說把一大批各類慢性疾病功能障礙都排除在外。

事實上中醫對各類慢性疾病，如冠心病、高血壓、腦卒中、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等功能障礙的康復，頗有特長，也是目前中醫臨床的主要對象。

他不同意把康復與養生混為一談。

認為養生，是研究人體壽夭衰老的原因與過程，探求合理的生活方式，尋找防病抗衰方法，以達到健身卻病，益壽延年為目的的一種學問，代有專著專篇論述，早已形成以形、神、精、氣為基本理論的一門獨立的學科———養生學。

康復，則是針對疾病留下的後果，即功能障礙為物件，以恢復功能，重返社會為目標的一門學問。

二者是不同內涵的概念，不能混為一談。

雖然，中醫養生的某些方法，也是康復醫療常用的方法，如氣功、推拿、情志等等，但其選擇性、針對性不同。

把康復與養生混為一談，其結果必然把中醫康復降低到可有可無的地位，從而忽視充分發揮中醫康復的有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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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郭氏認為，只有把治療措施提到康復意義的高度來要求，才能充分開掘中醫學的潛藏內涵。

他說，現代康復醫學各種康復措施的運用，都立足於整體觀點、綜合治療的觀點和自我鍛煉的觀點，一切康復療法，如心理、運動、作業、理療、職業訓練和就業等，無不以病人為主體而進行。

這些觀點與中醫診治疾病的基本觀點，即整體觀、辯證觀、正氣為主和雜合以治的觀點，不謀而合。

但是，中醫的這些正確觀點，由於沒有用康復的意義，即恢復功能，重返社會的高度來要求，而在具體措施中很少得到全面貫徹和充分發揮，必然影響療效的提高。

舉例說，對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僅僅針對其痰、咳、喘、炎等標證的治療，是臨床醫學的範圍，如從康復醫學的高度來考慮，則更要消除其通氣障礙，恢復呼吸功能，達到回歸家庭，重返社會的目標。

於是，在康復措施上，一方面從整體調治，消除心理障礙，用方藥補肺、補脾、補腎，以扶正固本；

另一方面，配合腹式呼吸為主的氣功鍛煉和胸背部按摩等，以改善通氣功能；

同時進行適當的體育運動、耐寒鍛煉以及飲食療法等。

如此雜合以治，全方位調動人體抗病能力、適應能力和自身調節能力，實踐證明，確能提高人體免疫能力，調整神經、內分泌功能，改善微循環和肺通氣功能，增強體質，減少復發機會，制止病變發展。

但是，如果沒有康復觀念，其治療往往「達標」即止，很少採取後續的綜合性康復措施。

中醫的許多治療方法，從臨床醫學的角度來看，其作用不大，而從康復醫學的角度應用，則能充分發揮作用。

例如，氣功鍛煉對高血壓病的康復作用已是被公認的，證明不僅能降血壓、降低血黏度、改善血小板聚集異常情況；

堅持鍛煉還可延緩、減輕動脈粥樣硬化的形成，從而有助於減少心腦血管併發症的發生，改善預後狀況。

又如，以腹式呼吸為主的氣功鍛煉，用於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和慢性腸胃疾病，證明能促進唾液和胃液分泌，升高腹部溫度，加強胃腸血液迴圈，使橫膈活動增加，從而改變腹腔壓力，起到腸胃「按摩」作用，使腸胃活動和消化功能得以改善；

與此同時，也改善了微循環，增加了肺通氣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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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總之，練氣功的影響是全身性的，可實現人體各方面素質的優化，充分發揮其固有的機能潛力，以消除障礙，促進康復。

由此可見，用康復的觀念去開掘中醫學潛藏的內涵，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中醫一切良好的醫學思想與獨特方法的優勢，也是提高中醫診療水準，擴大中醫服務物件與業務範圍，適應時代需要，在解決當前醫學面臨的難題———各類慢性疾病中作出貢獻的重要途徑，對整個中醫學術的發展而言，都具有戰略意義。

在我國特定的客觀條件、學術環境中，發展我國康復醫學事業的方針應是創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康復醫學。

郭氏認為，其最具體、最突出的表現則是由於中醫康復學術的加入，也必然以兩種形式出現：一是以現代康復醫學為主體，零星地汲取一些中醫的康復療法，如中藥、針灸、推拿、氣功、傳統體療等；

二是以中醫康復學術為主體，汲取現代康復醫學之所長，如運動療法、作業療法、康復工程、檢測設備等。

兩種形式在不同程度上都能發揮中醫康復的長處，但相比之下，後一種形式更能發揮中醫學的康復思想、理論的獨到之處和更有利於提高中醫康復的水準。

他把這後一種形式稱之為「現代中醫康復醫學」，並為其創立提出初步設想。

他認為，顧名思義，現代中醫康復醫學，一是要有「現代」特徵，二是要有「中醫」特色，三是屬於「康復醫學」內容。

具體設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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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１體現「現代」特徵（１）採用現代康復醫學目標。

（２）採用現代醫學病名。

（３）採用現代康復醫學評價。

（４）汲取現代康復療法之所長而中醫所缺的技術和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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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２體現「中醫」特色的內容（１）在康復醫療中以中醫理論為指導，至少是在應用中醫康復方法時應該如此。

（２）在康復醫療中以中醫康復方法為主體。

（３）病歷書寫與康復評價，除汲取必要的現代康復醫學的內容外，要充分體現中醫「四診」與辨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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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三、力主「病證結合」診療，歸納「病證結合」論治的四種形式「病證結合」，即辨病論治與辨證論治相結合的診療方法，古已有之，但時至今日，其內涵不斷發展，更加豐富，與古代的概念大不一樣了。

郭氏認為，這是現代的學術環境，臨床需要所決定的，是中醫學創新與發展的標誌，代表了中醫診療的水準。

何謂「病」與「證」呢？

概而言之，對某一種疾病來說，「病」是其過程中的共同性反應，「證」是其過程中的特殊性反應；

對所有疾病來說，「病」反映其特殊性，「證」反映其某一階段的共同性。

所謂「病證結合」，不過就是對疾病過程一縱一橫的認識與處理而已。

進一步言之，辨病論治是以致病因數或病理損傷為特點，來區分不同疾病並進行處理；

辨證論治，則是著眼於機體對致病因數和病理損傷的反應狀態，來認識疾病的千變萬化並進行處理。

二者從不同的視角揭示了疾病發生發展及其診治規律。

二者各自之所長，恰是對方之所短，可以說，「病證結合」診療，取長補短，相輔相成，無疑是提高診療效果的途徑，也是中醫臨床醫學發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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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所謂辨病論治，歷代醫家都強調其重要性。

例如，宋代朱肱在《活人書》中說：「天下之事，名定而實辨，言順而事成……不得其名妄加治療，往往中暑乃作熱病治之反用濕藥，濕溫乃作風溫治之復加發汗，名實混淆，是非紛亂，性命之寄，危於風燭。

「因名識病，因病識證，如暗得明，胸中曉然，而處病不差。

這說明，明確了病名診斷，也就認識到該病的證候性質和病機演變的一般規律，遣方用藥的大方向就不差了。

例如，診斷為風溫病，也就知道其證多屬陽、屬熱、屬實，一般按衛、氣、營、血規律演變，治當辛涼等。

事實上，許多疾病一般就屬陽熱實證或陰寒虛證或寒熱夾雜之證，明確了病名診斷也就大體知道其證候性質與治療方向了。

在中醫學裡，許多病逐漸從證中獨立出來，本身就是認識深化，學術發展的標誌。

例如，瘧疾、痢疾、肺癆等病，在張仲景以前都是混在證候中的，唐宋以降，瘧疾從瘧證、痢疾從下利、肺癆從虛勞中明確地獨立出來，就表明當時對這些疾病的病因病機、證候性質的特殊性有了新認識，於是便出現針對病因治療的傾向，如用黃連治痢疾，常山治瘧疾等，針對性更強了，大大提高了療效。

這就是認識上的突破而促進學術發展的實例。

然而，醫學科學的發展，總是以社會需要、臨床需要為導向，今天，病人與醫生都不滿足於僅僅是中醫診斷的病名和靠「四診」為手段的療效判定，而更要求明確現代醫學病名診斷與客觀檢測指標。

毋庸諱言，中醫許多病名診斷比較模糊，如「胃脘痛」，實際包括了現代醫學的胃、膽、心、胰等器官的多種不同性質的疾病。

此等診斷顯然不能反映疾病的本質，有的雖可異病同治，但畢竟影響用藥的針對性和療效的提高，有的甚至造成失誤。

事情還不止於此，由於檢測方法的飛速發展，現代醫學診察出來的疾病，中醫憑「四診」往往「無病無證」可辨的情況，比比皆是，不能迴避。

客觀需要促使中醫自然而然地引入現代醫學病名診斷及其檢測方法，並對其進行辨證論治的探索，已逐漸積累起相當經驗。

所以，現今所謂辨病論治，實際是辨現代醫學的病而治之。

目前除少數疾病現代醫學無特定的病名者外，中醫固有的病名體系實際已退居到可有可無的地位。

值得深思的是，中醫對於能與現代醫學「對號」的一些疾病，如瘧疾、痢疾、感冒、哮喘、心痛、白喉、痄腮、蛔蟲、絛蟲等等，其療效也比較肯定，可見認識疾病的特殊性非常重要。

然而，中醫能夠認識到這些疾病的特殊性，卻經歷了漫長的時間，有的幾百年、上千年。

既然現代醫學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揭示出許多疾病的特殊性，有現成者可用，又何樂而不為呢？

無數事實證明，使用現代醫學病名不僅無損於突出中醫特色，還有利於發揮其優勢、提高療效及其準確性，有利於交流與推廣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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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辨證論治，就是辨別證候進行治療。

一個證候是由一組有聯繫的能夠反映病機本質的異常脈症組成，如濕熱證、瘀血證、肝腎陰虛證、脾腎陽虛證等等。

由於個體對致病因數和病理損傷的反應狀態的差異性，人群中對同一種疾病過程可表現出多種證候，而多種疾病過程又可表現出相同證候。

故同病異證，異病同證，一因多證，多因同證，同證同治，就是辨證論治的特點。

證候，是人體反應狀態的總體表現，千百種證候反映著人體千百種反應狀態，通過調節人體反應狀態，達到抑制病因，促進損傷修復，從而治癒疾病，為治療學展現另一廣闊途徑。

傳統中醫辨證屬於宏觀範圍，隨著經驗的積累和認識的深入，逐漸出現宏觀辨證與微觀辨證相結合地發展，即用中醫辨證理論為指導，去認識和處理現代醫學疾病過程中出現的各種臨床問題和檢測結果。

郭氏初步認為，血脂水準升高，多屬痰瘀食積之證；

血液黏稠度增高，與陰虛、血瘀證有關；

白細胞減少多屬氣虛，增多常為熱盛之證；

紅細胞減少多為血虛，增多常為營熱、瘀滯之證；

尿中有膿細胞多為膀胱濕熱；

糞中出現巨噬細胞常為腸道濕熱之象。

如此等等，微觀辨證自然而然地走進中醫臨床思維領域，使中醫辨證論治的內涵更加豐富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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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辨病與辨證各有優勢與不足。

以現代醫學疾病為基礎的辨病論治，著重病原因數及其造成的病理損傷為治療目標。

這種治療方法，對於病原因數及其病理損傷在疾病過程中始終起著主導作用的許多疾病的治療，擁有顯著的優勢。

例如，一大批傳染性疾病，在其發病與病理演變過程中，細菌等病原微生物始終起著主導作用，抑制了這些病原因數，就能達到治療目的。

又如，許多外科手術性疾病，局部的病理損傷，往往是整個病情發展變化的主導環節，只要根除了局部的病理損傷，也就能達到治療目的。

然而，辨病論治也存在不足，主要是輕視人體的整體聯繫性、豐富的自身調節、適應和抗病能力，以及反應狀態的個體差異性。

所以，即使對於已明確特異性病因或病理損傷的疾病，用同一種所謂特效藥物或方法治療，其中有相當比例的病人療效不盡如人意。

至於對綜合性因素引起的各類慢性疾病，或原因不明以及無形態學變化而不能定位的功能失調性疾病，也就無從治療。

這類疾病的發病與轉歸，人體內因（包括體質、免疫、代謝等）與反應狀態通常起著主導作用，個體差異性很大，而這正是辨證論治的優勢。

辨證論治的核心是扶正祛邪，調整陰陽，因時因地因人制宜。

扶正祛邪，旨在充分調動人體自身的調節、適應和抗病能力；

調整陰陽，實際就是調整人體反應狀態，即把病理性反應狀態轉化為生理性反應狀態；

因時因地因人制宜，則是對疾病的整體、動態分析和重視個體差異性，根據不斷變化發展的具體病情，調整治法方藥，使之更切病機。

顯然，辨證論治的這些優點，恰恰補充了辨病論治之不足。

然而，辨證論治也有其局限性，這不僅表現在宏觀辨證對一些疾病的早期和恢復期無證可辨、無從論治方面，更為突出的是，對有些疾病即使辨證正確，用藥對證，也難奏效。

究其原因，就是對這些疾病的成因和病理損傷的特殊性本質缺乏認識。

而此點正是辨病論治之所長。

由此可見，二者結合，確有相得益彰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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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病證結合」，既重視整體調治，也重視局部的病理損傷，促進了中醫對許多疾病的病機與證候的認識更深入更具體，用方遣藥更有針對性。

例如，中風病（腦血管疾病）的病機，已經不是停留在朱丹溪、葉天士等所闡述的陰陽偏盛、風火痰虛、氣血逆亂的整體水準，而是認識到局部損傷所形成的血瘀，是其發病與演變的主導環節。

因此，即使是急性期的治療，除沿用熄風開竅、清熱豁痰、通腑固脫等古法外，要特別注重活血化瘀治法，積極促使血栓溶解或血腫吸收，從而把中醫治療中風病的療效大大地提高了一步。

再如胃脘痛，只是辨證論治是籠而統之的，忽視了引起胃脘痛的不同疾病的特質，雖可異病同治，畢竟針對性不強，影響了療效的提高。

若以「病證結合」論治，屬於慢性胃炎或潰瘍病所致者，一方面疏肝、調氣或補虛，從整體調治，一方面又針對局部，或加用烏賊骨、瓦楞子等制酸，或用白芨等保護潰瘍面，或用黃連、檳榔等抑制幽門螺旋菌；

屬於膽囊炎、膽結石所致者，一方面疏肝、調氣從整體治，一方面清熱、利膽、排石從局部治。

如此等等，顯然其治療更全面，目標更明確。

只有「病證結合」才能明確中醫治療的優勢所在和不足之處，從而揚長避短，充分發揮治療優勢。

以癌症為例，西醫的手朮、放療、化療對消滅局部癌塊擁有優勢，中醫的治療則遠不如之；

但中醫對癌塊所致炎症（多為熱）、胃腸功能紊亂（多為濕）、血液高黏狀態（多為瘀）、免疫功能紊亂（多為虛）、放療化療的副反應（有虛有實），以及改善體質，提高生活品質等，則具相當的治療優勢。

在防治癌症中，取二者之長，使絕大多數病人的生存期遠遠超過其自然生存期，已是公認的事實。

郭氏指出「病證結合」絕不能重病輕證，事實是辨證水準與療效水準密切相關。

他以瘀血證用活血化瘀法為例，指出還應分清寒熱虛實的病性，輕重淺深的病勢，適當選用益氣活血，或行氣化瘀，或溫經活血，或涼血化瘀，或破血、通絡等不同的具體治法，才能收到良好效果，這就需要深入掌握傳統辨證論治、理法方藥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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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郭氏歸納「病證結合」論治的四種形式，指出每種形式的特點、優點和適應範圍：１分證分型論治（簡稱分證論治），即對同一種疾病分辨出幾種不同的證候類型進行治療。

如冠心病心絞痛，分為氣鬱痰凝、血瘀氣滯、陽虛寒凝和陰虛血瘀等。

不過，目前對許多疾病的分型尚未形成共識，處於見仁見智，各有經驗的狀況。

但有一條必須遵循的原則，即對某一種疾病來說，其分證分型的標準應該統一，或以病因，或以病機，或以突出症狀，總以利於臨床辨證和治療為准。

若不統一，而用兩個以上標準對同一疾病分證分型，必然導致證型混淆不清。

分證論治，適於多因素所致，多臟腑受累，多病機演變的疾病。

這類疾病在人群中型別突出，各證型的治療方向迥異。

如慢性萎縮性胃炎，常涉及中醫的肝、脾、胃諸臟，其病機突出表現為氣鬱、陰虛、血瘀、虛寒等，其證型特徵明顯，治療方向迥異，以此分證有利於辨證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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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２分期分階段論治（簡稱分期論治），即根據疾病過程不同時期、不同階段的病機變化特點，進行治療的形式。

這些疾病不同階段的病機變化，在人群中具有共同的、突出的特點，而在同一階段的證型類別則不明顯，因其原始致病動因比較單一的緣故，多屬外感熱病一類。

如麻疹分疹前期、見形期和收沒期；

肺癰分癰前期、成癰期、潰膿期和慢性期，等等。

分期論治的優點是，能抓住其傳變、轉歸的一般規律，掌握治療上的主動。

如麻疹順證則按上述三期演變，若病情不循此過程進行，往往形成逆證，提示及早主動採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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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３方證相對論治，即把辨證與治療融為一體，有是證用是方。

如小柴胡湯證、白虎湯證，有其證就用小柴胡湯、白虎湯。

此雖仲景傷寒的論治形式，現今實際上也發展成「病證結合」的一種診療形式了。

如急性支氣管炎有麻杏石甘湯證、小青龍湯證、桂枝加厚朴、杏子湯證、小柴胡湯證等；

急性腸炎有瀉心湯證、五苓散證、理中湯證、葛根芩連湯證、桂枝人參湯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