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老中醫經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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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從病機來看，傷寒、溫病亦存在共通點：①傷寒分六經，是病邪從三陽至三陰，由表及裡的傳變過程；

溫病分衛氣營血與三焦，也是病邪由表及裡的傳變過程。

傷寒化熱入裡病及陽明，溫從表（衛、上焦）入裡病及氣分、中焦，三者的主證是一致的，只是溫病學派補充了不少內容而已。

②寒與溫之為病，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劉河間六氣皆從火化之說，已為後世醫家所接受。

推而廣之，以大量文獻和臨床實踐來看，溫病也有寒化之證。

《溫病條辨》中焦篇和下焦篇都有寒溫證治，就是明證。

③病邪由表及裡的病機認識是共通的，若從六經、衛氣營血、三焦之病機加以比較，陽明、中焦氣分的證候也是基本相同的；

但三者又有其不同之處，說明三種辨證方法各有長短，必須統一起來使互相補充，才能達到較為全面。

外感病辨證應如何統一？

過去有幾種方案：①以六經為統一綱目；

②以衛氣營血為統一綱目；

③以表裡寒熱虛實為統一綱目。

鄧氏根據舊有文獻，近幾十年的臨床報導以及自己的臨床經驗體會，擬訂外感病統一辨證綱要如下：外感病的病程變化，有一定的演變規律，前人名之為「傳經」或「傳變」等。

這是祖國醫學在「動態觀」、「天人相應觀」與「整體觀」的指導下總結出來的寶貴理論。

疾病的傳變取決於以下三個條件：①邪氣的性質與環境的影響；

②患者的體質；

③調攝護理與治療之得失。

以上諸因素的影響使疾病的「傳變」的證候表現變化多端，若能靈活掌握上述之綱要進行辨證，則綱舉目張，免致茫無頭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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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展望鄧氏經多年的研究認為，千百年來對外感熱病的辨證論治，以《傷寒論》為宗師，自金元以降，有「六氣皆從火化」（劉河間）之說，又有古方不能治新病（張元素）之論，宋代《和劑局方》這一官頒藥典多用溫熱之劑，醫界治病多用溫藥，流弊不少，因此治發熱性疾病開始有寒、溫兩派。

明代吳又可獨樹一幟，提出瘟疫多於傷寒十倍，遂開溫病學說之先河。

清代葉天士集前人之大成加上他有豐富的臨床經驗，創造了溫熱之論。

對病因病機提出「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逆傳心包」說，辨證論治以衛氣營血為提綱，遂與傷寒派寒邪自皮毛而入，沿六經而傳變之旨大異。

溫病學說至葉氏開始自成體系，脫離《傷寒論》之藩籬，再經吳鞠通之《溫病條辨》與王孟英之《溫熱經緯》之補充整理，溫病學說乃進入成熟時期。

本世紀６０年代以來，在中醫學術界醞釀著把《寒》、《溫》兩派統一起來，鄧氏於１９７０年寫成《中醫發熱性、傳染性疾病的辨證論治》（見《中醫學新編》）試圖將《寒》《溫》學說合冶於一爐。

又於１９８１年在其專著《學說探討與臨證?外感發熱病辨證芻議》一文中，再次將這一問題提出，加以補充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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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將來，鄧氏有以下幾方面看法：１中醫學是綜合性的科學，它重視宏觀，重視整體，重視動態觀察，重視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外感熱病亦不例外，其理論必須保持這些特點，發揚這些特點，其中還應加強結合運氣學說之研究，希望能有人能利用天文、氣象、生物、物理、化學等多學科的最新的成就去研究傳染病的流行病學與發病機制。

這一研究一定會產生新的邊緣學科。

２引進西醫的分析科學方法進行辨病，在準確辨病的基礎上，按中醫寒溫辨證的理論與方法，進行辨證，實行辨證－辨病－辨證之方法，從而摸索出各個病證的規律，寫成包括發熱性、傳染性、感染性疾病的《發熱病學》。

到那時，就可以不再用《傷寒學》與《溫病學》去教育學生了。

但此一工作不是十年八年所能完成的，中醫院校學生今天還必須學習《傷寒論》與《溫病學》。

鄧氏還主張把《傷寒論》擴大為《傷寒論學》，即把自仲景之後一些傷寒名家的理論與見解統編入教材中，使之成為一門現代的課程，不單只教學生以仲景原書。

３論發熱，除外感發熱一大類之外，還有內傷之發熱，這是中醫學一大特色，這也是西醫學至今未有而中醫領先的偉大成就。

「甘溫除大熱」之說倡於金元時代，距今已六七百年了，用甘溫如參、歸、朮、耆之類治療３９～４０℃之高熱，這是中醫之絕唱，應大大加以發揚、提倡與普及。

因此在《發熱病學》應加入「內傷發熱」的內容。

其中包括陰虛發熱、陽虛發熱、陰陽俱虛之發熱。

這樣一來，這本巨著，自宏觀到微觀，從外感到內傷，從寒到溫，從中到西，都包括無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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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祛瘀法與痰瘀相關之研究祛瘀法屬於理血法中的一個部分，是中醫學中有其獨特之處的一種治療經驗與理論。

「瘀」是血流阻滯，蓄積於脈道之內外。

血瘀形成的過程，一般是血已離經，未出體外，停滯於內。

如跌打損傷，或因病出血處理不當，或月經、產後致絡脈受傷等均可繼發血瘀之證。

氣為血帥，氣分受病亦引致血瘀之證。

如因病氣鬱或氣滯，使血行受阻，乃至血瘀。

更有由於氣虛，推動血行乏力，血行不暢，漸致血瘀；

前者純屬實證，後者為虛中夾實證。

此外，邪熱入營入血，或溫熱、痰火阻遏脈絡不通，均能導致血瘀之證。

鄧氏綜上所述認為，引起血瘀的病證甚為廣泛，臨床各科的疾病都會出現有血瘀之證，實踐證明凡兼血瘀的病證，用祛瘀法治療，經常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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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祛瘀法源於漢代，發揚於晚清鄧氏認為，《內經》時代對「瘀」與「祛瘀」的問題，沒有直接的論述，認識還淺。

但至漢代張仲景《傷寒論》與《金匱要略》，對一些血瘀證證治則有較系統的闡述，有些理論與經方沿用至今，仍有很強的臨床指導意義。

例如桃仁承氣湯治療胸腰椎骨折早期，能緩解持續性劇烈疼痛，消除腹脹，尿閉，便秘等症狀，祛瘀生新，為骨折的治癒創造有利條件。

又如下瘀血湯不但可治產後瘀血腹痛，後世還有人用以防治狂犬病。

再如治血痹虛勞的大黃蟲丸，治腸癰的大黃牡丹皮湯、治瘧疾肝脾腫大的鱉甲煎丸、治產後腹痛的枳實芍藥散等，都是源於漢代仲景經方，鄧氏運用它們防治各科血瘀病證，均有深刻的體會。

漢代以後，祛瘀的研究續有發明，至清代王清任而大為發展，總結出一套治瘀的理論與方劑，形成一家之說，對後世影響匪淺。

鄧氏在其「清代王清任在臨床醫學上的貢獻」一文中，較為推崇其有關氣血之理論和與之相關的活血祛瘀之法以及所創的方劑。

並認為王氏在《醫林改錯》中所創造的三十三方，大部分是活血化瘀的，其中益氣活血法重用補氣的黃耆，是活血化瘀法的一大發展。

鄧氏對王清任《醫林改錯》頗有研究，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１接受其革新之精神，但未接受其「改錯」之成果。

王清任用了幾十年的精力，把畢生最突出的經驗載於《醫林改錯》中，該書也是他幾十年親身訪驗臟腑的記載，其原意以解剖部分為主，本想改前人之錯，達到業醫診病，當先明臟腑，定論立方，要明病之本源的目的，可見其用心良苦，惟其受到歷史條件的局限，訪驗某些臟腑組織，沒有達到真切的程度。

所以鄧氏認為王氏在治療上的貢獻比之解剖的貢獻更大，但這一親驗臟腑的行為本身是科學的，其出發點是具有革新之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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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實事求是，言必有臨床依據，不尚空言。

鄧氏非常推崇王氏之主張：「醫家立言著書，……必須親治其證，屢驗方法，萬無一失，方可傳與後人，若一證不明，留與後人再補，斷不可徒取虛名，持才立論，病未經見，揣度立方。

鄧氏引用王氏這段論述，意在宣導醫者需經長期臨床磨煉，才能著書立說；

有正確的內容與觀點，才能根據中醫的理論體系去思考問題，去指導實踐，不會隨便用西醫的理論去對號入座，能對上號的為科學，對不上號的便是非科學。

鄧氏這一專業思想認識對於今天中青年一代中醫來說，是有深遠教育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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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繼承王氏祛瘀之法以治疑難病證。

例如治療中風後遺症，只要辨證為氣虛血瘀者，鄧氏必用補陽還五湯，而且黃耆必須重用，其療效良好，曾用此方治癒一截癱患者；

運用通竅活血湯治療腦膜炎後遺症；

運用血府逐瘀湯治療胸部外傷以及頑固性頭痛失眠之症；

運用少腹逐瘀湯治不孕以及附件良性腫塊；

運用開骨散加黃耆下死胎等等，都有成功治驗案例。

此外，膈下通瘀湯治療腹部瘀熱作痛或有積塊；

身痛逐瘀湯治療關節疼痛；

癲狂夢醒湯治療精神病；

龍馬自來丹與黃耆赤風湯治療癲癇，等等，都有一定的療效。

鄧氏還指出，王氏治療天花病的通經逐瘀湯等六張方子，用之往往有效，建國前廣東醫家治療天花、鼠疫等時行疫病，大都以祛瘀為宗旨，天花是病毒性疾病，這給後人以很大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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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繼承與發揚其擅用黃耆之經驗。

黃耆一藥，鄧氏甚為喜用，其使用之經驗，除得益於李東垣的脾胃學說之外，還得益於王清任《醫林改錯》。

黃耆乃升陽之藥，如何掌握升降之機，以治高血壓病為例，鄧氏認為輕用則升壓，重用則降壓，氣虛痰濁型高血壓分量必須用３０克以上，對於內臟下垂如子宮脫垂、胃黏膜脫垂患者，宜重用黃耆以升之。

黃耆益氣又能實衛氣，治療盜汗自汗容易感冒者，玉屏風散方中黃耆量宜用１２克。

黃耆在外科瘡瘍方面也是一味重要藥物，治療傷口久不癒合不斷滲液者，可於補益氣血之劑重用黃耆３０克，內托正氣減少滲液，癒合傷口。

王清任《醫林改錯》中黃耆量最重用至八兩（２４０克），鄧氏效其法用以治療截癱，後又用９０～１２０克量治中風後遺症屬氣虛痰瘀患者，對脾胃虛損之重症肌無力等神經肌肉疾病，黃耆量往往用１２０克至１６０克。

當然，黃耆到底是藥而不是糧食，用之對證則效，用之不當則偏差。

黃耆以岷山地區出產者為佳，東北口外出產黃耆易燥熱，故其產地很重要，不耐受其燥熱者，可以五爪龍（南耆）以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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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痰瘀相關研究鄧氏巧用黃耆之法受王清任《醫林改錯》啟發，但鄧氏更讚賞王氏以氣血為治病要訣而不偏執之經驗。

王氏補氣消瘀之法，實補前人之未備，氣虛氣滯可以致瘀，通過補氣理氣可以祛瘀，祛瘀未必非攻伐之品不可，強調補氣消瘀是王氏對中醫內科學的重要貢獻。

王氏《醫林改錯》有氣血理論及補氣祛瘀治法，但未有論述「痰」的問題。

痰與瘀的關係怎樣？

鄧氏在防治心血管疾病及老年病的臨床實踐中，又提出「痰瘀相關」的理論學說，認為痰與瘀者是津液的病變，兩者異中有同，它們是病理性產物的同時又可以成為致病之因素。

祛瘀可考慮除痰，除痰宜結合化瘀，應對中醫氣血痰瘀的理論有機聯繫加以探討。

例如對冠心病心絞痛患者，根據《素問?痹論》「心痛者，脈不通」的認識，很多學者在對冠心病證治上都認為血瘀為患，採用活血祛瘀的治法，這當然是對的。

患者心前區針刺樣疼痛、舌黯紅，為有瘀徵候，但若舌苔黃膩濁，脈弦緩滑，症見胸悶壓迫感，此乃痰濁之外候，故治則宜除痰化濁為主，處方溫膽湯加藿香、鬱金、布渣葉、黨參、葛根、山楂等，祛瘀藥只有丹參一味。

可見「心痛者，脈不通」不單是血瘀為患，而痰濁閉塞，也是其主要病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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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氏在對１００例冠心病患者進行臨床調查治療基礎上，提出「痰瘀相關」的學術觀點，認為痰是瘀的初級階段，瘀是痰的進一步發展。

嶺南土卑地薄，氣候潮濕，廣東人身體素質較之北方人略有不同，故冠心病患者以氣虛痰濁型多見；

而且冠心病患者多因恣食膏粱厚味，勞逸不當，憂思傷脾，使正氣虛耗，脾胃運化失司，聚濕成痰，這亦是造成氣虛痰濁型多見之因由。

８０年代中期，鄧氏指導研究生陳立典，通過對４５例男性冠心病患者血漿性激素、血脂水平的對比觀察，闡發了氣虛痰濁型冠心病發病機制。

實驗研究表明，血漿雌二醇（Ｅ２）、雌二醇／睾酮（Ｅ２／Ｔ）值的異常增高及血清甘油三酯（ＴＧ）的增高、高密度脂蛋白（ＨＤＬＣ）的降低是男性冠心病屬氣虛痰濁型辨證的生化基礎，上述生化指標可作為男性冠心病患者屬氣虛痰濁型辨證的客觀依據。

而該型患者血液流變性的改變，是痰病致瘀、痰瘀同屬津液病變的反映。

臨床觀察以益氣除痰主方「溫膽加參湯」治療，氣虛痰濁組症狀有效率９５．６％，非氣虛痰濁組症狀有效率８０．６％；

氣虛痰濁組心電圖有效率５５％，非氣虛痰濁組有效率４２．１％。

表明益氣除痰法不僅對氣虛痰濁型冠心病療效顯著，而且對非氣虛痰濁型冠心病也有相當療效，證實前人所說「凝痰聚瘀」、「痰多能瘀脈也」有實踐依據。

因此在臨床用藥中，治痰的同時應考慮佐以化瘀，治瘀的同時也可以考慮佐以除痰，或痰瘀同治，療效優於單純的一種治法。

鄧氏的另一位研究生張英民，對１１９例確診為冠心病高血壓病患者，按中醫辨證分為四型：痰證４３例、痰瘀證２８例，瘀血證２３例、其他證型２５例，以及正常組３０例，進行血小板聚集性和血脂水準的測定。

結果痰證、痰瘀證、瘀證患者的血小板最大聚集率明顯高於其他證型和正常組（Ｐ＞０．０１）。

痰證和痰瘀證的血清膽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致動脈硬化指數比值（ＡＩ）明顯高於正常值和其他證型組（Ｐ＜０．０１），也高於瘀證組（Ｐ＜０．０５）；

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較偏低（Ｐ＜０．０１、Ｐ＜０．０５）。

對其中４４例冠心病、高血壓痰證（包括痰瘀證）患者以益氣健脾化痰方藥治療後，血小板最大聚集率、血清膽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其致動脈硬化比值（ＡＩ）明顯下降（Ｐ＜０．０１）；

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則有所增高（Ｐ＜０．０５）。

上述數值治療前後的變化反映了它們可能是冠心病高血壓痰證的客觀指標，說明中醫痰濁痰瘀之邪與動脈粥樣硬化病理機制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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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診法與辨證中醫診斷學是介於基礎理論和臨床各科之間的橋樑，又是臨床各科之基礎，涉及範圍十分廣闊。

鄧氏自６０年代初主編全國高等中醫院校《中醫診斷學》二版教材，８０年代中期又先後主編《中醫診斷學》全國五版教材、《中醫診斷學》教學參考叢書、《實用中醫診斷學》等大型教學工具書，體現了其在中醫診斷學領域強調注重「診法」與「辨證」的兩個基本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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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醫四診的實踐意義中醫的診斷，靠望、聞、問、切四診。

有些同志認為，現在已發展到利用原子、電子診斷疾病的時代了，還僅靠一雙眼睛、一對耳朵、三個手指頭來檢查疾病，未免太落後了。

鄧氏認為不能這樣看，中西醫的檢查，各有所長，應取長補短，不可偏廢。

例如慢性腎炎患者，臨床症狀已消失，中醫認為已治癒了，但小便檢查仍發現蛋白，西醫認為未愈，促使中醫再仔細辨證用藥，以徹底治癒，彌補了中醫的短處。

又如闌尾炎患者，用非手術治療，體溫已正常，症狀消失，白細胞也降至正常，西醫認為炎症已愈，但患者仍舌苔黃厚，脈仍數，中醫則認為病還未愈，仍需治療，到脈靜苔退，熱證徹底消退後才終止治療，從而又彌補了西醫的不足。

再如冠心病，現在診斷有心電圖、心向量圖、彩色多普勒、放射線、生化、冠狀動脈造影等多種檢查方法，可謂相當完善，但若進行中西醫結合治療，則仍需中醫辨證分型。

是瘀阻型？

還是痰阻型？

是心陰虛、心陽虛？

還是陰陽兩虛？

弄明白後治療就可以進一步提高療效。

在臨床工作中，經常遇到有的病中醫檢查不出來，西醫檢查出來了；

有的病，西醫檢查不出來，中醫檢查出來了。

例如一海軍幹部，眩暈原因待查住院已兩月餘，經各種檢查，查不出原因，用各種西藥治療，依然無效。

特邀鄧氏會診，初診為痰證之眩暈，用祛痰法治之無效，後細為四診，見其舌上苔白如霜，脈滑而緩，鄧氏實踐經驗中凡苔白如霜多屬水濕內困，脈緩亦濕象，故予五苓散湯劑治之，一旬而愈。

痰濕可以說是同源，但治則有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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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例如某大學教師，患病半年，消瘦，納呆，全身無力，臥床不起，查房時，不願講話，不願睜開眼睛，除未作纖維胃鏡檢查外，其他需要作的檢查都做了，就是不能確診。

但患者食欲越來越差，消瘦日益嚴重。

邀請鄧氏會診，認為病人大肉已削，形瘦無力，舌光無苔，脈虛細，辨證當為虛損，屬胃陰虛。

後來，經用養胃陰、健脾益氣方藥，如人參、沙參、麥冬、淮山、芡實之類治療，使這個臥床不起的病人病況日益好轉，精神振作，食欲增進，體重增加，逐步能下床走路，最後治癒出院。

中醫望聞問切四診合參，但應注意在共性中抓個性，通過四診去發現一些特殊的症狀體徵，如有汗無汗，口乾口苦，舌體形態，舌苔顏色厚薄，寸關尺三部脈象等。

有些症狀體徵，往往西醫認為意義不大，而對中醫辨證用藥卻很有幫助。

例如舌苔白如霜，過去舌診的文獻很少提到這個問題，鄧氏曾會診多例舌苔白如霜患者，均以五苓散治之獲效。

一青年人患尿閉，每天靠導尿解決，邀鄧氏會診時見其脈緩，苔白如霜，辨證為水濕內停，腎不納氣，故用五苓散湯劑治之，服一劑後不用導尿，而可以自行排尿了。

病者自述服藥約二小時後自行小解，先排出一些氣，接著便有尿液排出，繼服三劑便痊癒出院。

鄧氏認為，一些西醫無法明確診斷的疾病，可以按照中醫診斷有效指導治療；

即使是西醫明確診斷了的疾病，如能採取中西雙重診斷的方法，也有助於我們加深對其病因病機及治療之認識。

例如重症肌無力，就應採取中西雙重診斷的方法。

西醫的一些檢查如新斯的明試驗、肌電圖檢測等，對於該病的確診非常必要；

而中醫的診斷也不是可有可無，因為西醫分重症肌無力有眼肌型、全身型、延髓型、危象等。

眼肌型屬中醫「瞼廢」範疇，全身型及延髓型屬中醫「痿症」範疇，危象屬中醫「大氣下陷」之證，脾胃虛損為上述各證型之關鍵，故擬定強肌健力補脾益損治療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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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強調辨證方法在診斷學中的地位古往今來，中醫診斷專書不少，且有諸多專論脈診、望診、舌診之書。

但縱觀內容，比較全面的診斷著作，亦多隻載「四診」，如清代太醫院醫學教科書《醫宗金鑒》，關於診斷一科也只有《四診心法要旨》，可見清代以前，一直以四診為中醫診斷學之內容。

鄧氏認為，中醫診斷學只論四診是很不夠的，即使結合「八綱」，亦未能反映其全貌。

我們既要肯定中醫望聞問切四診的實踐意義，又要肯定各種辨證方法在診斷學中的地位，把各種辨證方法納入中醫診斷學範圍，即把四診與辨證兩者相結合，才能較完整地反映中醫診斷學科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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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１以外感辨證與雜病辨證（臟腑辨證）為兩大辨證綱領中醫辨證方法，概括起來有八綱辨證、病因辨證、六經辨證、衛氣營血與三焦辨證、氣血津液辨證、臟腑辨證及十二經脈辨證等７種。

這些辨證方法從各個不同方面掌握疾病的辨證規律，它們之間有互相補充，相輔相成的作用。

但是，當面對病人時，如何具體運用這些辨證方法，熟練地進行辨證論治，則是需要和解決的問題。

鄧氏認為，為了執簡馭繁，應將諸種辨證方法加以統一歸納，其法可按張仲景的疾病分類，劃分為外感辨證與雜病辨證兩大類，融匯七種辨證方法為兩大辨證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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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感辨證。

傷寒與溫病有一脈相承之聯繫，溫病學說是傷寒學說的發展，在對外感病辨證問題上，由於它們所研究者存有其共通點，鄧氏主張其辨證統一，從臨床實踐出發以衛氣營血辨證為統一綱目，融匯六經辨證、六淫辨證、三焦辨證等，形成統一的外感辨證綱要，其詳細之辨證方法已在「傷寒與溫病關係之探討」一節中有所闡述，故不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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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病辨證。

鄧氏認為實質是臟腑辨證，因為無論是病因辨證（六淫辨證除外）、氣血津液辨證、十二經脈辨證等，都與臟腑辨證發生聯繫，很大程度與其結合或融匯其中，故主張雜病辨證綱要以臟腑辨證為總綱，並以臟腑相關學說為指導進行統一辨證。

其編寫《臟腑辨證論治》一節，分為心與小腸證治、肝與膽證治、脾與胃證治、肺與大腸證治、腎與膀胱證治等五大系統共計２９個證，該節收入１９７２年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的《新編中醫學概要》（該書獲１９７８年全國科學大會獎），係六七十年代西醫學習中醫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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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論八綱有辯證法因素在當今，為什麼絕大多數國家的傳統醫學已被現代醫學所吸收消化，而中醫卻正在被世界醫學家所重視與研究？

鄧氏認為是因為中醫有一套理論體系，而且這套理論體系包含辯證法因素，是自發地朴素地符合辯證唯物主義的。

以「八綱」而論，它就是中醫診斷學中的辯證法。

它包含著辯證法的基本特徵，如聯繫觀、運動觀、矛盾觀、品質互變觀等，在八綱辨證理論中幾乎都有。

這種理論是自發地在科學實踐中符合了唯物辯證法，因而顯出強大的生命力，這種生命力推動著中醫臨床醫學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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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綱」即陰、陽、表、裡、寒、熱、虛、實。

八綱是對病理、診斷與治療都起指導作用的一種基本理論。

從診斷角度來說，是各種辨證綱領的總綱。

其內涵的辯證法因素，鄧氏認為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１）四對矛盾：表證與裡證、寒證與熱證、虛證與實證、陰證與陽證，合起來就是四對矛盾，這幾乎對所有的疾病均可以概括。

表和裡，是鑒別疾病的內外和病勢深淺的兩個綱領；

寒和熱，是鑒別疾病屬性的兩個綱領；

虛和實，是辨別病體邪正盛衰的兩個綱領；

陰和陽，是八綱辨證的總綱，有廣義狹義之分，廣義而論，一切疾病均可分為陰陽兩個方面。

但當疾病到了嚴重關頭或根本有所損傷時，或某一臟腑陰陽失調時，又往往以陰陽直接命名，如真陰不足、真陽不足，或亡陰、亡陽、心陰虛、心陽虛等等乃是狹義的陰證與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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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矛盾的主要方面：疾病有單純的，也有復雜的，而且復雜的占多數，一個患者往往有幾種病或證同時存在，這在八綱裡稱為「錯雜」證並加以論述，如表裡錯雜、虛實錯雜、寒熱錯雜等。

八綱除鑒別屬何證錯雜外，更重要的是分別其標本緩急，這就是要抓疾病矛盾的主要方面。

在這一思想指導之下，總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

所謂標本，以人體的正氣與致病因素來說，人體的正氣是本，致病的邪氣為標；

以疾病的病因與症狀來說，病因是本，症狀為標；

從疾病的新病舊病來說，先發之病為本，後發之病為標；

從疾病的部位來說，病在下在內為本，病在上在外為標。

辨證論治，諸證並見，應分別是標是本，一般原有舊病又感外邪，宜先治標後治本；

表證裡證同見，一般先解表後攻裡，但亦可表裡雙解；

若裡證急則先救裡後解表。

總之要根據具體的情況抓住主要矛盾加以治療，務使達到高效速效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