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老中醫經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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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鄧鐵濤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中醫醫療、教學、科研實踐中，融古貫今，逐步形成一個既全面又有個人特色的學術思想，提出一系列對現代中醫學發展有影響的理論學說，主要包括：一、五行———五臟相關學說五行學說起源於古代哲學，歷史上唯心論者運用得較多。

隨著歷史的推移，學術界對中醫五行學說的內涵瞭解甚少，在把古代的五行學說視為循環論、機械論的同時，亦把中醫的五行學加以批判否定，６０年代初就有人主張把五行學說從中醫學教材中廢棄。

應當怎樣的看待中醫的五行學說？

鄧鐵濤自６０年代初起，研讀先秦諸子百家之說及歷代醫家對五行學說的論述，並結合自己多年臨證教學實踐經驗，先後發表了「中醫理論的核心」、「中醫五行學說的辨證因素」、「略論五臟相關取代五行學說」等論著，體現了他既繼承中醫五行學說的精華，同時又主張將其具體落實於五臟，以「五臟相關說」稱之，更好為中醫臨床教學科研服務的指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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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一）中醫的五行學說是中醫理論體系核心之一中醫學作為一個醫學理論體系，究竟有沒有「核心」？

鄧鐵濤在回答此問題時，指出中醫的陰陽五行，雖然帶著古代哲學的「胎記」，但它與醫學結合之後，已成為醫學上的陰陽五行，它通過陰陽五行的分類方法，把人體的臟腑組織以及它們之間復雜的生理病理聯繫和人體與外界環境之間之相互關係進行了歸納。

因此，它應該是中醫理論體系的核心內容之一。

中醫的五行學說，主要落實於臟象學說。

臟腑配五行這一抽象概念，是經過歷代無數醫家的臨證實踐提煉出來的。

把人體的功能歸納為五大系統（五臟），內外環境都與這五大系統聯繫起來，生理、病理、診斷、治療、預防等方面，都可概括於五者之中，並在醫療實踐中起到指導作用。

古代的學者在對五行與五臟相關聯繫方面已做了很多研究，如漢代張仲景以《臟腑經絡先後病脈證治第一》作為《金匱要略》的總論。

宋代錢乙對兒科提倡五臟辨證，研製瀉白散、瀉青丸、瀉黃散等著名方劑，白、青、黃，分別代表著肺、肝、脾。

金代張元素從臟腑出發，進行藥物研究著《臟腑藥式》，按五行五臟辨證用藥。

明代樓英《醫學綱目》，即以臟腑為綱目歸類臨床復雜病證，而五臟六腑者，亦即五行也。

樓氏曰：「晝讀夜思，廢飧忘寢者，三十餘載，始悟千變萬化之病態，皆不出乎陰陽五行之病態。

……五臟也，六腑也，十二經也，皆一五行也。

鄧鐵濤贊同上述醫家的學說論點，並指出古人雖然已經認識到五行的中心實體是五臟，但仍沿用五行的理論框架受其束縛，存在著名實不符、內容與形式不統一的缺陷，這則需要我們去研究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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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二）中醫五行學說的內涵要改進提高發展中醫的五行學說，就要對其內涵進行探討。

鄧氏認為，中醫的五行，飽含著辯證法的因素。

例如五行的相生相剋，就不單純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的問題；

也不單純是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的問題。

五行相生相剋，都是在相生的同時又寓有相克的關係，在相克中又寓有相生的關係，這兩個條件是正常現象所必須具備的。

如果五行中只有相生而沒有相克，則不能維持正常的平衡；

如果只有相克而沒有相生，則萬物無以化生。

所以，兩者不能截然分開，必須生中有制，制中有生，相反相成，才能運行不息。

五行的任何一行都有生我、我生、克我、我克四個方面的關係，因而構成互相依存、互相制約的正常關係。

例如腎水之精以養肝，肝木藏血以濟心。

心火之熱以溫脾，脾土化生水穀精微以充肺，肺金清肅下行以助腎水，這就是它們互相資生的關係。

而肺金清肅下行，可以抑制肝陽上亢；

肝木的條達，可以疏泄脾土的壅滯；

脾土的運化，可以制止腎水的氾濫；

腎水的滋潤，可以防止心火的亢烈；

心火的陽熱，可以制約肺金的清肅太過。

這就是它們互相制約的關係。

當這一關係失去平衡，互相資生或互相制約的某一環節出現偏差，就會發生疾病。

為說明這一理論，鄧氏早於７０年代初，曾繪畫五臟相關病機圖用於教學，現將圖中主要內容摘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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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１肝病與他臟的關係。

有肝木乘脾土、木火刑金、肝不藏血致心虛（木不生火）、木盛火熾（肝木過盛致心火熾盛）、肝虛及腎等病理變化。

從上述可見，金本克木，但臨床上則多見木火刑金之證，較少見金乘木之證。

肝木乘脾土所見為實證，而肝虛之證多及於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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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２心病與他臟的關係。

有火旺爍金、血不養肝、火不生土、心腎不交、引動相火下損腎陰等病理變化。

從上述可見，心主火，腎主水，腎水本克心火，但兩者的關係卻可因心火引動肝火而損及腎陰，水與火宜交不宜分，所謂「陰平陽秘，精神乃治」，反映水火兩臟矛盾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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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３脾病與他臟的關係。

有脾虛肺弱、土壅木鬱、脾虛肝橫、心脾兩虛、土不制水等病理變化。

從上述可見，土壅木鬱、脾虛肝橫，均可以引致肝氣橫逆之證；

土本克水，但脾虛反引致腎水上泛。

脾病導致心肺病者，以虛證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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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肺病與他臟的關係。

有逆傳心包、肺虛及脾引致痰水淩心、肺虛水泛、肺虛不能平木等病理變化。

從上述可見，火本克金，但肺虛引致脾虛，使水飲淩心，心反受累；

肺本為腎之母，但肺虛及脾、脾不制水，而使腎水氾濫，形成水腫；

金本平木，但金虛不能平木，肝火易動，則證見肺虛肝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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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５腎病與他臟的關係。

腎為先天之本，病重、病久必及腎，傷害元陰元陽。

主要病理變化有肺腎陰虛、腎陰虛肝陽亢、脾腎陽虛、腎水不能上濟心火、亡陰亡陽、陰陽離決等。

從上述可見，腎在五臟中，其作用不亞於心臟。

先天之本不能恢復，則病將不愈。

腎陰與肺、肝之病比較密切，腎陽命門則與心、脾之病較密切。

腎水實證較少，若有之則多屬膀胱。

從治療上看五行的生克關係，鄧氏經常引用《難經》「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的理論加以指導。

一個肝木盛實、肺金虛弱的患者，應該如何論治？

可以有三個方案：①平肝補肺；

②平肝補脾；

③瀉心補腎水。

根據《難經》的意見，第三個方案最好，不論針灸或用藥都可以用這個辦法。

中醫有隔一隔二的治療方法，實受五行生克在診療上運用的影響，如果中醫治療有空洞的肺結核患者時，就想到應用「培土生金」的辦法，重用補脾的藥物，產生了效果，這就是「隔一」之治。

又例如無黃疸型傳染性肝炎，中醫過去沒有這個病名，現在認識了這種病，根據中醫理論，這種病的病機多屬肝鬱脾虛，治療原則上，一般用舒肝（疏肝）健脾（補脾）為主，使肝木舒暢而脾土旺盛。

雖然目前中醫界對該病病機看法還不一致，但是在五行肝和脾的理論指導下，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即治肝病者不能不顧及脾，治脾者不能不顧及肝，這些基本原則還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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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五行學說除了臟腑相關外，還有五臟與五官四肢百骸的相互關係以及與自然界的相互關係。

如肝開竅於目，木旺於春之類，在治療上都有實際意義，並有臨床治驗案例。

綜上所述，鄧氏以為中醫的五行學說，不應把它簡單地視為循環論、機械論，它既有豐富的內涵，同時也飽含著許多朴素辯證法思想。

五行生克制化關係，實質上是臟腑組織器官之間、人與環境之間、體內各調節系統促進和制約之間的關係。

五行學說指導臨床治療的過程，實質上是使人體遭到破壞的內穩狀態恢復正常的過程。

但今天我們是否仍沿用「五行」這個名稱，則需要認真考慮。

首先，中醫五行學說雖來源於哲學但不等同於哲學。

假哲理以言醫道，乃中醫學術特點之一。

由於寓哲於醫，一些中醫基礎理論帶有哲學的色彩，義理玄妙，難以為現代讀者所接受，這正是我們要整理中醫基礎理論，使之系統化、規範化、現代化的原因之一。

今天，中醫現代化的呼聲高了，我們何不及早剝去中醫「五行學說」的哲學外衣，還其「五臟相關學說」的科學內核之實呢？

其次，中醫五行學說沒有停留在《內經》時代，其內容不斷發展充實，今天已處於從量變到質變的飛躍前夕，大量臨床研究、實驗研究、文獻研究的成果，已為五行學說正名五臟相關學說提供了依據。

對於這點，大家都有共識：所謂五臟相關，就是指在人體大系統中，心、肝、脾、肺、腎及其相應的六腑、四肢、皮、毛、筋、脈、肉、五官七竅等組織器官分別組成五個臟腑系統。

在生理情況下，本臟腑系統內部、臟腑系統與臟腑系統之間、臟腑系統與人體大系統之間、臟腑系統與自然界社會之間，存在著橫向、縱向和交叉的多維聯繫，相互促進和制約，以發揮不同的功能，協調機體的正常活動；

在病理情況下，五臟系統又相互影響。

簡而言之曰：五臟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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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臟相關說取代五行學說８０年代後期，鄧氏正式提出：「五行學說應正名為五臟相關學說」。

這主要是近二三十年來，他一直運用五臟相關的理論解決臨床難題，指導研究生進行臨床研究及實驗研究，研究的成果證實五臟相關學說的理論價值及實踐意義。

例如對冠心病的辨證論治。

鄧氏認為冠心病其病位雖然在心，而與他臟相關密切。

治一臟可以調四臟，調四臟可以治一臟，此即張景岳五臟之氣互為相使之意。

處方則是健脾益氣的四君子湯及除痰的溫膽湯。

調理脾胃可以安五臟，心與膽通，治心宜先溫膽，膽通則心自安，故溫膽湯成為鄧氏治療冠心病痰濕證的基本方。

他的研究生梁德任，通過對５０例冠心病病案資料分析，取得「臟腑相關學說治療冠心病」的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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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例如對充血性心力衰謁（心衰）的臨床研究，鄧氏指導研究生李南夷，通過４５例心衰患者的臨床觀察及實驗研究，又總結出「五臟相關，以心為本」的理論。

心衰病位在心，而與五臟相關。

在心衰發生發展過程中，肺、脾、腎、肝都起一定的作用，將心孤立起來就不能正確地認識心衰的病因病機。

久患肺脹，失於肅降治節之功，通調水道不利，水津不布，痰水內結，則可遏傷心陽，阻塞心氣；

久患腎病，腎虛火衰則水飲內停，上淩於心；

久患脾病，不能為胃行其津液，氣血生化無源，脈道不利。

心衰以心病為本，他臟為標，治療重點應調理心臟的陰陽氣血，並重視脾腎二臟，兼以益氣健脾，溫陽補腎。

這一研究，為鄧氏治療心衰的兩個驗方———暖心膠囊、養心膠囊的中藥新藥開發，提供了理論依據。

綜上所述，用五臟相關學說取代五行學說，既可以繼承五行學說的精華，又可以賦予現代系統論的內容，體現中醫學整體觀的理論，解決中醫五行學說名實不符、內容與形式不統一的矛盾，使中醫的理論更易於為現代學者所理解掌握，有利於中醫臨床、教學、科研工作的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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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脾胃學說之繼承與發揚鄧鐵濤自５０年代末開始研究脾胃學說，先後發表「祖國醫學的脾胃學說提要」、「略論脾胃學說」、「李東垣的脾胃學說在臨床上的應用」、「補脾與免疫功能的關係」等論著，體現繼承前人脾胃學說精華並使之發揚光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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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一）中醫脾胃學說提要中醫的脾胃學說，是從解剖認識開始，通過２０００多年的醫療實踐而不斷豐富起來的。

《內經》認為脾與胃一臟一腑，生理上主受納與運化的功能，所謂「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

「脾合胃，胃者，五穀之腑。

「胃者，五臟六腑之海也，水穀皆入於胃，五臟六腑皆稟氣於胃。

《內經》對脾胃功能的論述散見於各篇，現摘要列表如下：脾胃與整體的聯繫主肌肉主四肢開竅於口其榮在唇其志為思統血經絡足太陰（脾經）足陽明（胃經）與外界的聯繫五行———土（脾為濕土，胃為燥土）四時———旺於四季之末（又主長夏———六月）六淫———濕五味———甘五色———黃五臭———香五聲———歌五畜———牛五穀———稷脾與胃分屬一臟一腑，共營受納與運化的功能。

《內經》論運化的過程，大略如下表：飲食→胃→脾散精於肝→筋濁氣歸心→脈→肺百脈皮毛六腑→留於四臟肺→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五臟陰平陽秘《內經》有些論述，看來較難理解，特別是與外界聯繫的部分，在臟象學說中，的確有其牽強附會的地方，要逐步加以揚棄。

但《內經》把人體看成是一個整體，並建立在臟腑經絡系統中，這個觀點已在醫療實踐中反復證明確實行之有效。

人與自然界的聯繫，從機體內外環境統一的觀點來看，也是合於辯證法的。

至於其中有不盡合理之處，則可以批判地繼承。

根據《內經》關於脾胃的論述，後世醫家認為脾胃為氣血精津化生源泉，是人體五臟六腑四肢百骸筋脈皮肉經絡等賴以生長發育、進行正常新陳代謝活動的物質基礎，故有「脾胃為後天之本」的說法。

漢代張仲景《金匱要略》提出「四季脾旺不受邪」，以大、小建中湯及黃耆建中湯等建立中氣，執中央以運四旁。

這對金代李東垣的影響很深刻。

鄧氏認為，脾胃學說的代表作首推金代李東垣的《脾胃論》、《內外傷辨惑論》兩書。

李東垣乃脾胃學說宗師，鄧氏對其學說鑽研不倦，體會尤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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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李東垣脾胃論研究鄧氏從臨床研究的角度，提出李東垣脾胃論的四個要點，一是內因脾胃為主論，二是升發脾陽說，三是相火為元氣之賊說，四是內傷發熱辨。

內因脾胃為主論。

鄧氏總結李東垣學說，認為人體內在元氣充足，則疾病無從發生，而元氣充足與否，關鍵在於脾胃是否健旺。

這一論點可以看作是張仲景「四季脾旺不受邪」理論的發揮，既指出脾胃健旺則百病不生，又指出治病必須注意脾胃有無損傷。

升發脾陽說。

脾胃是人身升降樞紐，脾主升，把水穀精微之氣上輸心肺，流布全身。

胃主降，使糟粕穢濁從下而出。

一升一降，使人體氣機生生不息。

主張升清降濁以調理脾胃，而升清降濁兩者中，主要方面又在於升清，許多疾病的發生，與脾陽不升有密切關係，故李東垣創立不少以升陽為主的方劑，而鄧氏則古方今用以治現代醫學之疾病，如以升提的理論治療內臟下垂或血壓偏低的患者。

而對於一些舒張壓偏高而脈壓差小的患者，如有脾陽不升之病機，也可以試用升陽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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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火為元氣之賊說。

飲食不節，寒溫不適，足以損傷脾胃；

喜怒憂恐，勞累過度，便耗損元氣。

當脾胃受傷元氣不足時，心火可能獨盛，但這種獨盛的心火，不是真正的陽火，而實在是陰火，是代替心火的相火，這種相火是下焦包絡之火，為元氣之賊。

這種火與元氣不兩立，一勝則一負。

後人對「相火為元氣之賊說」有異議，以為於理不通。

但鄧氏在臨床觀察中發現，脾胃氣虛兼見虛火之證是有實踐作依據的，脾虛體弱者易併發炎症感染，在補中益氣湯或甘溫補脾方藥中加入芩、連，臨床很常用，例如四君子湯合左金丸治療慢性胃炎、胃竇炎，就有一定效果。

內傷發熱辨。

鄧氏認為李東垣在《內外傷辨惑論》提出的「甘溫能除大熱」的論點，是值得我們去注意的一項理論與經驗。

一般對於發熱特別是高熱的病人，首先應從外感、實熱證等去考慮，在治法上，多從解表、清熱等方面著手。

對那些久熱不退的病證，也多適用養陰清熱法。

內傷發熱辨提醒我們還要注意脾胃損傷的發熱證，甘溫法能除大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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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三）葉天士「養胃陰」說鄧氏讀清代葉天士《臨證指南醫案?脾胃》華岫云案語後，又總結了葉天士養胃陰說。

李東垣長於治脾而略於治胃，胃屬戊土，脾屬己土，戊陽己陰，陰陽之性有別。

脾宜升則健，胃宜降則和，李東垣升陽益氣，其治在脾；

若胃有燥熱，或病後熱傷肺胃津液，以致虛痞不食，煩渴不寐，便不通爽，九竅不和，舌絳咽乾，都屬胃病。

這就不能用耆術升柴等藥，必先用降胃之法，所謂「胃宜降則和」，宜用甘平或甘涼濡潤以養胃陰，使津液來復，達到通降之目的。

鄧氏結合自己的臨床體會，在治療脾胃疾病中，凡出現舌嫩苔少，甚或剝苔而舌質嫩紅少津者，多宜先養胃陰以固後天之本。

如慢性萎縮性胃炎，就宜用益脾氣養胃陰之法。

從鄧氏臨床用藥上，我們還注意到，他治療本病比較注重養胃陰，從而體會到萎縮性胃炎之「胃脘痛」與一般胃炎或潰瘍之「胃脘痛」有異。

胃陰受損是本病較為突出的病理變化表現。

臨床上病患者多見胃病病史較長，體形消瘦，胃納甚差，納後胃脘脹悶疼痛，有灼熱感或低熱，反喜酸，舌苔花剝，甚則光剝無苔，脈細弱。

根據鄧氏之經驗，剝苔是胃陰不足的重要指徵，它的變化標誌著病之進退。

似可認為，胃陰虧損加之胃絡瘀阻，胃失於滋潤濡養，是引致胃腺體萎縮的重要病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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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治脾胃可以安四臟，調四臟可以治一臟鄧氏認為《景岳全書》論治脾胃一節十分精闢，脾胃有病應當治療脾胃，但脾為土臟，灌溉四旁，所以五臟都有脾胃之氣，所謂「互為相使」，五臟有可分和不可分的關係。

因此善治脾者，能調理五臟，即可以治脾胃；

同樣，能治脾胃，使食進胃強，就可以安五臟，這就是中醫「五臟相關」的理論學說依據之一。

治脾胃可以安四臟，脾胃論治的方與法，臨床應用範圍相當廣泛，除了能治療消化系統疾病之外，屬於循環系統、呼吸系統、泌尿系統、血液系統、神經系統等多個系統多種疾病，都有採用治脾胃而收到良好效果的例子。

鄧氏治脾胃安四臟、調四臟治一臟的學說理論，近２０多年來一直指導臨床實踐。

例如補脾益損治療重症肌無力、調理脾胃以治消化性潰瘍病、注意養胃陰以治慢性消耗性疾病、實脾以治慢性肝炎、益氣健脾除痰以治冠心病胸痹證、下法以治闌尾炎等，都體現了脾胃學說源於實踐又能指導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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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脾胃的實質是什麼？

如何通過實驗研究闡述這一理論學說？

由於這一工作難度很大，鄧氏從某個側面提出自己的假設：從生理、病理來看，中醫的脾胃應包括整個消化系統的功能與有關的體液；

若從治療脾胃的角度來看，範圍就更大，除了能治療消化系統疾病之外，屬於其他系統的某些有脾胃見證（甚或沒有脾胃見證）的範圍相當廣泛的疾病。

中醫脾胃學說已經對臨床醫學作出很大貢獻，就當前來說，對預防醫學、基礎醫學如有關免疫問題，也有很大的啟發。

脾胃研究至８０年代已經成為重要課題，尤其是對「脾虛」實質的探討，各方面都有可喜的進展。

但是，由於中醫在對脾虛辨證上標準仍不統一，使不同的研究結果難以確切評價和比較。

鄧氏指導研究生開展中醫脾虛證診斷指標的實驗研究，通過採用中醫四診與唾液澱粉酶負荷試驗和木糖吸收試驗相結合的方法，對６６例住院的消化性潰瘍、慢性胃炎、慢性結腸炎屬脾虛證型患者，與３４例健康正常人作對照，結果表明脾虛病人唾液澱粉酶酸刺激後酶活性比值和木糖排泄率與正常人比較，明顯低下（Ｐ＜０．０１），脾虛病人確實存在著植物神經功能紊亂和消化吸收功能障礙。

因此，若能在中醫四診合參的基礎上，逐步結合實驗指標進行「五診」合參診斷，對脾虛證的研究將是一個可喜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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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溫病與傷寒關係之探討（一）傷寒孕育了溫病，溫病發展了傷寒中國醫學到了漢代，張仲景作了一次全面的總結，寫成《傷寒雜病論》一書，其中《傷寒論》按六經分證系統討論了外感疾病的治療規律，至今仍被奉為圭臬。

２０００多年來，經歷代醫家的注釋，已有了重大的發展。

但《傷寒論》畢竟詳於寒而略於溫；

到清代發展起來的溫病學說，是一個重大突破。

鄧氏認為，傷寒孕育了溫病，溫病發展了傷寒，正如吳鞠通《溫病條辨》凡例說的「是書雖為溫病而設，實可羽翼傷寒」。

溫病學說的形成，經歷了相當長時間的醞釀，即所謂寒、溫之爭；

溫病學說形成後，又有寒、溫分合之爭。

鄧氏認為，對於溫病派與傷寒派，必須從其歷史發展上去加以研究。

可以說從傷寒學說發展到溫病學說，是臨床實際的需要，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由於社會發展了，疾病譜也不斷變化。

臨床醫家已越來越感到對許多溫熱病按《傷寒論》六經辨證及辛溫之劑不能解決，應當對仲景學說進行修正、補充。

如劉河間重視火、熱的一面，而吳又可重視戾氣、疫毒，等等。

因此，鄧氏認為，溫病是在《傷寒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補充了《傷寒論》「略於溫」的不足，可以說溫病是傷寒學說的發展，但假如認為既然是發展了，便可以一筆抹煞了傷寒派，取消了傷寒派的寶貴的經驗———方與法，那也是錯誤的。

同樣，認為溫病派微不足道，而一筆抹煞了溫病派數百年來的治療經驗，也是不對的。

傷寒與溫病的學說和方法同樣是我國醫學寶貴的遺產，應該以科學的方法，對臨床治療進行研究與實驗，進而加以發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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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寒溫合流，關鍵是辨證上要統一過去認為傷寒與溫病兩學說有如水火之不同，兩種辨證方法是不能統一的。

其實，《難經》說：「傷寒有五」，已把溫病歸屬於傷寒，張仲景繼承《內經?熱論》及《難經》之精神而作《傷寒論》。

所以《傷寒論》中有「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

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風溫」等關於溫病的論述。

但是由於時代所限，仲景之論確實詳於傷寒而略於溫熱。

相形之下，溫熱病的辨證論治確為溫病學家之所長，過去兩派之爭，實際上是因他們各有所長所致。

基於兩派本是一脈相承歷史發展的結果，不應長期分爭對立的認識，鄧氏主張把兩派之所長，首先結合臨床實際，在外感病的範圍，從辨證上加以統一，實屬必要，這是寒、溫兩派走向統一的關鍵所在。

為了研究統一辨證的可能性與必要性，鄧氏以外感的病因、病機加以分析。

關於外感的病因，有其認識的發展過程。

晉以前，認為：①冬時觸冒風寒；

②感而即發為傷寒，不即病到春發為溫病；

③冬不藏精到春發病為溫病；

④非其時有其氣可發生時行病。

總之人體不能適應氣候環境的變化，外邪自皮毛而入者為外感病。

明代吳又可認為外邪厲（戾）氣，雜氣從口鼻而入，則發為瘟疫病。

清代吳鞠通《溫病條辨》對前人學說作了總結，認為外感之因是：①氣候、環境的變化；

②正氣不足以拒邪（冬傷於寒、冬不藏精）；

③致病物質（戾氣、雜氣）的傷害。

這是比較全面的外感病因的論述。

由此而論，外感病的病因存在共通點，隨著歷史的發展，對外感病的病因之認識是可以趨向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