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女作家張曉風曾在一篇名為《在》的散文中這樣寫到:
我們要一個形象來把我們自己畫給自己看,我們需要一則神話來把我們自己說給自己聽:千年不移的真摯深情,閱盡風霜的泰然莊矜……樹在,山在,大地在,歲月在,我在,你還要怎樣更好的世界?
你還要怎樣更好的世界?
人與世界和大地共同處於一個無限的宇宙系統,這三者本來就是平等的互相制約的關係,因此海德格爾認為不能用日常語言邏輯來對他們進行規定,只能運用「詩」,它們之間的關係與其說是互相認識還不如說是「領悟」與「體驗」。
「我在」是一個多麼有深意的詞兒,她證明著我們不同於簡單的動物,我們是會思辨明道理的高級動物,除了簡單再簡單的物質生存條件之外,人,還要「在」精神的矛盾折磨中進行自我的否定再否定,這樣,人類的思想才會進一步,或可說,這樣的思維促使我們在進化過程中得到完善。
這一「精神」上的不懈追求,正是海氏所一再強調的對神性的敬仰。
他把「人、天、地」與「神」組合成了四重的世界,人,詩意棲居於其中。
一直很矛盾於哲學是純理性的認識還是感性的認識,這兩者難道不能有個折衷的統一?
也許當你自以為很理性地思考時,你卻不知不覺陷入於感性的認識原則中。
海德格爾在詮釋的是理性的「我在」,卻用了非理性的情感語言:
「詩便是對神性尺度的採納,為了人的棲居而對神性尺度的採納。」
「詩首先讓棲居在其本質上得到實現。」
「只有當詩發生和出場,棲居才會發生。」
這樣的經典名句類似於康得《實踐理性批判》中的那一句:讓我們敬畏和驚贊頭頂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觀吧。
(二)返璞歸真
讀海氏的語言,有一種特別的直覺不說出來不痛快,那就是,他隱匿於語言表像的思維方式與莊子竟有許多相類似的。
海德格爾在這一節中用了日常生活中的「居」與「築」的關係來論證他的存在論。
「居本身總是與萬物共處的,作為守護的居把四重世界守護在人與萬物的共處之中」,但「居」與「築」常失卻原初尺度,由此而使人類的「築」建造出非「本真」的在世與世界,人處於其中而感到茫然與孤獨。在這裡,海德格爾將言說的主體由人移向存在,這是對現代性的提問與批判,因為人文世界不單單只是由人構築而成的,「人文」這個詞也不單單是對人而言的,敬畏生命,敬畏一切有生命的生物(萬物),處理好「居」於「築」者的關係,正是海氏所一再強調的。
無獨有偶,莊子也有這樣的一個故事:魚們本來是自由自在生活於江湖之中的,但有一天河水乾涸了,於是魚不得不奔走到陸地上生存,他們「相濡以沫」「相呴以濕」,為了苟且生存而不得不汲汲於這個世界,於是魚們自然懷戀那人相忘於江湖的水中世界。
「不如相忘於江湖之上」是海氏與莊子共同追尋的「世外桃源」,他們似乎藉著語言來告訴我們,萬物的本性與人的本性本來就沒什麼不同的,當我們都是為了生存而生存,我們同樣也沒有所謂的「自己」的特殊本性可言。
真的不敢想像,當人類像其他動物一樣用驚歎的目光注視著世界萬物的瞬息萬變而感到惶惶時,我們,和動物又有何區別呢。
面對日益現代化的生活,我們所能奢望的就只能是追求他們所宣導的「返璞歸真」和「生存之真」了。
(三)盜亦有道
也許更確切地說,海氏與莊周都用了現在時髦的話叫「逆向思維」。
《莊子》有裡最為有趣的故事,莫過於莊子與東郭子關於「道」的探討了。
東郭子問莊子道在哪裡,莊子的回答當然可以令人噴飯:在屎溺裡。
東郭子不高興了,他的選擇就是不回應,這表明他這樣文明的人是不能與如此有傷大雅的人「同日而語」的。
不料卻引發了莊子的一番大論來。
首先他當然明確指出「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
然後再給予一番不容置辯的反駁,精彩至極,我把原文錄於此:
「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為乎!淡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閑乎!廖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
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
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
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
相比於溫文爾雅的「東夫子」,莊周這個口出狂言的豎子真的是不可教也。
然而「盜」亦有道,物物者與無際的物較量,孰在孰離?
自以為居於世界之中享有自然之最的人們,是際乎?是不際!
無獨有偶,同樣認為「物物者與物無際」的也是海德格爾在「詩意地思」中的認識。
他認為世界世界化是讓世界的存在自行展露出來,詩正是讓存在者之存在自行敞亮、顯露,「雖然詩人也使用詞語,但不像通講話和書寫的人們那樣必須消耗詞語,倒不如說,詞語經由詩人的使用,才成為並保持為詞語」。
是物在人而非人在物中,詩意地言說不過再一次顯露出世界生存之真,而不是像我們以往的慣性思維那樣認為用詩的語言詮釋生活,用詩的思想影響生活。
道,非常道。在海德格爾這個極端反猶分子身上所體現出來的,是一種樸素的原古的哲學思想。
再讀他的文章,讓我想到的就是《莊子》裡的這句話:盜亦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