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老中醫經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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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繼蓀】

男，原名希閔，祖籍浙江余杭。

１９１６年２月１０日出生於杭州一個中醫世家。

祖父楊耳山，清孝廉公，係名儒兼名醫，懸壺滬杭，譽滿杏林。

他自幼薰陶漸染，矢志習醫，繼承祖業。

又在祖父影響下，喜研文史，愛好詩詞，從小誦讀四書五經，以及《古文觀止》、《東萊博議》等。

至１９３２年高中畢業後，即隨祖父學醫。

侍診之餘，悉心攻讀《內經》、《難經》、《傷寒論》、《金匱要略》等經典著作，並選讀金元明清諸家論述。

朝夕鑽研，孜孜不倦。

三年後，因祖父病故，又從名醫徐康壽學習兩年，在徐師諄諄教導下，醫術逐日見長。

學成後在杭城設診開業。

由於歷起沉屙，深得病家信賴，故醫名隨之鵲起。

１９５０年參加杭州市中醫師學習班，組織了聯合診所———聯合中醫院。

１９５３年進入國家醫療機構工作。

先後擔任業務和行政領導職務。

雖身兼數職，工作冗繁，但仍立足臨床，堅守不渝，上午門診經常要看到下午一、二點鐘，還要參加院內外的會診，有時要赴省內外遠道出診。

及至退居二線後，亦從未脫離臨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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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定期病區查房】

為中青年醫師分析病案；

作專題講座，傳授他近６０年來的實踐經驗；

並利用晚上時間處理病人的來信諮詢，備課，審閱稿件；

為許多中藥廠生產新產品提合理化建議；

為中青年醫師的科研投標審題，幫助他們提供理論依據和行之有效的方藥。

百忙之中，還不忘參加各種對社會有益的義診活動。

治學方面，他平生謹嚴有序，推崇求實精神，強調理論聯繫實際。

學習方法上，主張循序漸進、博覽深求、持之以恆、學以致用。

他常說：「『書海無邊勤為徑』，知識需要累進，決無捷徑可走」。

並告誡學生：「讀書最忌淺嘗輒止、一曝十寒」。

勉勵青年醫生：「要通曉文史，學有功底，才能精研醫典，發皇古義」。

提倡：「要知己知彼、善集眾長（包括現代醫學知識在內）、獨立思考、不斷實踐，才能融匯新知、發展醫理」。

因而，他既堅持學有淵源、繼承前賢，又重視兼收並蓄、開拓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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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上】

他認為古代經典醫著是中醫學的理論根基，金元明清各家學說則是在經典醫著上的繼承和發展。

他們通過反復實踐、推敲，逐步充實完善了前人之所未備，從而啟迪後學，有的甚至有所突破。

隨著時代的推移，中醫的發展亦將無終止。

如辨證論治是中醫之精髓，千百年來在臨床證治中顯示了其無比的優越性。

但從發展上看，辨證論治必須在原有的基礎上提高一步。

既要繼承、又要發展。

他認為中醫治病，貴在辨證。

而辨證之關鍵，在於掌握疾病的性質及臨床演變規律，使立方下藥、有的放矢。

他在治病過程中，時常體現出熔傷寒、溫病於一爐，集各家之長而活用，師古不泥古、創新不離宗的風格。

臨證辨治，他十分注重審證求因、治病求本。

他說：凡病之起，必有其因。

《內經》：「治病必求於本」之求本，既包括探索人體先天之本和後天之本，求其陰陽盛衰之偏頗，也包括追究導致疾病產生的根本原因，求其發病起源之由來。

治病求本亦即求因明本，意在從根本上治療疾病。

他在審因辨治方面思路開闊，善於採用尋根探源、證因合參的方法審明標本，尤其是疑難雜病的證治，更顯示其獨到之處。

此外，他又認為醫學科學技術在不斷發展，先進醫療儀器在不斷更新，以及邊緣學科間在不斷滲透，因而人們對疾病的認識，必然要提出更高的要求。

目前，對疾病的判斷，不能僅憑直覺來分析，應把中醫辨證與現代科學方法兩者有機地聯繫起來。

從宏觀和微觀的結合上進行辨證，也就能更準確、更深入地認識疾病的性質，儘早採取積極有效的治療措施。

如他對心腦血管病變、呼吸、消化系統及老年病的證治，重視前人「久病必瘀、「久病入絡」的論述，結合自己多年來的實踐體會，並時常參考現代醫學有關「血瘀」和「活血化瘀」方面的科學研究資料。

擅長運用祛瘀療法，以大劑量的活血行瘀藥，阻截瘀與病之間因病致瘀、因瘀致病、互為因果的不良迴圈，從而提高臨床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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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醫事業上】

他擔任浙江中醫學院副院長與附屬醫院院長期間，曾明確提出了辦院方向：「發揚中醫優勢，開展中西醫結合，取長補短，辦成一個臨床、科研、教學三結合，具有現代醫學科學水準的中醫院」。

為發展中醫學製定了奮鬥目標。

在教學工作上，他堅持理論與實踐並重、「醫教合一」，以豐富教學內容、提高教育品質。

在他歷程半個多世紀的醫學生涯中，就是沿著這條路走過來的。

１９５６年，擔任浙江中醫研究所臨床組組長，為了發揮中醫優勢，他將當時死亡率較高的流行性乙型腦炎作為科研課題，開展中西醫結合治療流行性乙型腦炎的臨床研究。

與潘澄濂、朱承漢等同志合作，主持撰寫了《治療流行性乙型腦炎７３０例總結報告》刊於《浙江中醫雜誌》１９５９年第６期。

該文總結了浙江省１９５６～１９５８年部分中醫中藥治療流行性乙型腦炎的臨床經驗，從中醫觀點進行分析，闡明治療規律和衛氣營血在臨床上的重要意義。

並指出在辨證上除以「衛氣營血」為綱領以外，還存在「濕從熱化」和「熱為濕遏」的偏熱、偏濕之不同，強調江南水鄉濕重的一面，辨證分型成六個類型，為中醫治療流行性乙型腦炎提供了比較系統的參考資料。

１９５８年，他又開展對晚期血吸蟲病的臨床研究。

由於晚期血吸蟲病患者病程漫長、病情復雜，且多伴有各種夾雜症，難以接受銻劑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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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在治療措施上宜採取】

「中西結合」的方法。

辨證施治、審因求本，改善體徵以配合銻劑三日療法。

經臨床實踐證明，這種方法切實可行。

既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症狀，增進了體力，又為銻劑療法創造了條件。

他先後與潘澄濂、李啟謙等同志撰寫了《治療晚期血吸蟲病的臨床研究》和《中西醫結合治療晚期血吸蟲病５５例臨床療效總結報告》，發表於《浙江中醫雜誌》１９５８年第７期和１９５９年第１０期。

肯定了中醫辨證施治和採用中西醫結合方法治療晚期血吸蟲病在臨床上的重要意義及其優越性。

１９６５年，他擔任浙江省衛生廳名中醫驗案整理小組組長，與吳頌康、林軟廉、裘笑梅等同志合作，主持編寫了《葉熙春醫案》，由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

該書曾受到廣大中醫界人士的高度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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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實踐中】

他十分重視與現代醫學科學相結合，宣導用先進科學技術儀器武裝中醫。

認為許多疾病，只有明確診斷，才能採取正確無誤的治療措施。

因此，他在主持附屬醫院工作時，積極增添現代醫療儀器設備，開設一些中西醫結合的科研項目。

如血液病、肺心病、老年病的研究，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他在肺心病的研究中，對該病的證治見解精闢，匠心獨具。

提出「血瘀」是肺心病形成以後，不論在急性發作期或緩解期的治療上均應關注的共性問題。

他將活血化瘀方法貫穿於肺心病的整個治療過程中，提高了肺心病的治療效果。

同時撰寫了一些有關肺心病證治的參考資料。

如１９７３年撰寫了《中醫對肺心病的認識與證治問題》，１９７５年與浙江醫科大學陳過教授合寫了《肺心病防治手冊》。

近年來，他還指導肺心病臨床研究組開展「冬病夏治」法治療慢性肺源性心臟病緩解期的臨床研究。

該項科研於１９９０年通過省級鑒定。

１９９０年又為《浙江省名中醫臨床經驗選輯》撰寫了《肺心病診治的幾點體會》（浙江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

同年，他的部分醫案被編入北京中醫學院董建華教授主編的《中國現代名中醫醫案精華》（北京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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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藥臨床研究方面】

他認為中醫中藥唇齒相依，中藥劑型改革是發展臨床學科的關鍵。

他兼任杭州胡慶余堂藥廠、杭州天目山藥廠、蘭溪一新藥廠等技術顧問。

他提議杭州胡慶余堂藥廠將傳統中成丸藥「杞菊地黃丸」劑型改革為「杞菊地黃口服液」；

為杭州天目山藥廠、杭州第二中藥廠提供治療氣管炎、糖尿病的驗方，製成「復方淡竹瀝」、「養陰降糖片」中成藥。

上列產品分別於１９８３年、１９８４年、１９８５年通過省級鑒定，目前已推廣使用，並為廣大病家所樂用。

其中「復方淡竹瀝」還遠銷於東南亞地區。

最近，他又為杭州第二中藥廠提供治療失眠健忘的驗方，製成滋陰養血、益智寧神的「安神寧心衝劑」，此外，他為醫院製劑室先後製定了治療感冒、咳嗽的「復方板藍根衝劑」、「清熱止咳糖漿」；

治療失眠的「五參安神糖漿」；

治療偏頭痛的「頭痛靈」，經臨床應用，皆有良效。

同時，他又為醫院各科研小組提供治療「病態竇房結綜合徵」、「快速型心律失常」和治療「潰瘍性消化不良」、「反流性消化不良」、「吞氣症」等病症的有效方藥，尚處於深入研究觀察中。

除了中藥劑型改革，他對國家星火計劃亦頗為關注。

由他提供處方與杭州永久橡膠製品廠共同研製的「千年健中藥強力圈」於１９９１年通過省級鑒定，該圈已銷往南朝鮮等地。

今年他與浙江椒江市新技術開發研究所共同研製的磁藥頸枕、磁藥護腰、磁藥護胸系列新產品，目前亦通過了省級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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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僅專長醫術】

具有高深的中醫理論知識和豐富的臨床實踐經驗，還是一位頗有造詣的書畫藝術愛好者，診余之暇，偶爾書畫，揮毫維妙挺秀。

且時常以醫會友，使杏苑畫壇交相輝映。

在他的客廳裡，四壁掛滿了名家書畫，有何香凝老人的梅花、傅抱石的山水、郭沫若夫婦的題辭等。

在這裡，臘梅的傲寒清香，山水的挺秀閒逸，書法的遒勁豪放，不正是對他高潔品性的寫照、對他術精德高的讚美嗎？

的確，他在工作上任勞任怨、醫術上精益求精，對事業忠心耿耿。

他治病救人，對待幹部群眾都一視同仁。

他常說：「對待病人要做到上下一致、朝野一致、認識與不認識一致。

他的高尚醫德，在病人中也是有口皆碑。

曾經在《人間》上發表了「三千里尋醫記」的麗水市政協一位同志，在給他的致謝信中說道：「在我家屬三年求醫的困難日子裡，得到您的熱情關懷和幫助……願人世間同志情同志誼永存」。

這由衷的肺腑之言，表達了眾多患者的心聲。

由於他這種悉心為民的高貴品質受到了大家的愛戴和敬重，多次被評為全國衛生系統先進工作者。

如今，他為振興中醫事業，培養中醫人才繼續貢獻力量。

現任浙江中醫學院顧問、學術委員會副主任、高級技術職稱評審委員會主任、浙江省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浙江省保健委員會委員暨專家組成員、浙江省中醫高級技術職稱評審委員會主任、中華全國中醫學會浙江分會副會長、中國中西醫結合呼吸病學組顧問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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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楊繼蓀主任醫師專長內科，致力於呼吸、消化、心腦血管病變以及老年病的研究。

他醫術精湛、學驗俱豐，臨證思路開闊。

重視治病「務求其本」；

強調宏觀辨證與微觀辨證的結合統一；

擅長運用活血化瘀療法治療各種病證，臨床療效顯著。

一、尋因探源治病求本「治病求本」既是尋求疾病的起因，針對病因病機從根本上治療疾病，也是探求陰陽平衡失調的整體病理變化。

治病不只是對症治療，而是在臨床一系列的徵象中，由現象深入本質，分析、判斷、認識疾病整體證候中的內在聯繫，把握病變的發生、發展及其演變規律，明確因果關係，求因明本，從而進行「審因論治」、「審證求因」，貫徹「務求其本」，糾正陰陽失調，以達陰平陽秘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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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尋病因】

細審明察《內經》指出：「百病之生，各有其因，因有所感，各顯其症。

即是說，人體是一個統一的整體，體內有病，就必然反映到體表，一定會有相應的症狀和體徵顯現出來。

而病變的本質差別，又決定了現象上的不同。

他說：同是發熱病人，有外感發熱與內傷發熱之不同。

外感發熱可有惡寒、身痛、鼻塞流涕、咽痛等外感表症的徵象，而內傷發熱則可無此表現。

又說：同是中醫治療乙型腦炎，由於地理區域、氣候環境的不同，其病因病機與轉歸，在一定程度上亦有所側重偏異。

早在１９５４～１９５５年，石家莊曾首以衛氣營血辨證為綱治療乙型腦炎，獲得了優良效果。

然石家莊地處華北平原、入夏氣候乾旱燥熱，而浙江嘉興、海鹽一帶乙型腦炎流行高發地區，屬亞熱帶濕潤氣候，地勢低凹，梅雨季節陰雨連綿，入伏後氣候炎熱，臨床上以暑邪挾濕者為多，表現為除壯熱煩渴、汗多尿短的熱盛陽明之象以外，並兼有胸悶、脘痞、身重、嘔惡、苔膩等濕困太陰之證。

故他和潘澄濂、朱承漢等在總結浙江省１９５６～１９５８年治療７３０例乙型腦炎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該病的臨床證候表現與中醫溫病範疇中的「暑溫」、「伏暑」較為符合，發病季節亦與吳鞠通《溫病條辨》「夏至以後，立秋以前」的說法相同。

在病因病機方面著重強調了「濕邪蘊滯」與「濕從熱化」。

按衛、氣、營、血分型，並指出在衛、氣階段應注意偏濕、偏熱之異。

既闡明了該病的一般演變規律，又從內外因上區分了南、北方的病邪變化特點，以其明確的辨證，指導切合病機的施治。

此中，他深深有感於要認識疾病的本質，還得細審明察。

他善於從紛繁復雜的徵象中，審理出病變的本質、疾病的根由。

靈活辨證用藥，治癒了不少疑難危重之症。

如他會診一野菌中毒引起急性腎功能衰竭、頻繁嘔吐的住院病人時分析認為：該患者係誤食毒菌後引起嘔吐、腹脹、尿少和便秘。

結合舌質紅、苔黃根膩、脈滑等徵象，乃濕濁熱毒之邪蘊阻於中，脾氣不運、胃失和降，致腑氣不能下行、邪無出路。

由於病起驟然，故急用苦泄化濁、降逆通腑大劑頻服，藥用川連、生大黃、花檳榔、萊菔子、枳殼、川朴、藿香、薑半夏、知母、煨草果、蘇葉（後下）、生薑。

服二劑後嘔吐止、腹脹寬，二便俱通，調理而愈。

又如，一哮喘患兒，曾在當地衛生院服清肺化痰、降氣平喘藥數十劑乏效。

轉而前來就診，他從望診中細細觀察，發現患兒顏面蟲斑隱隱、眼白有黑點，結合病人家屬代訴大便中曾多次解出蛔蟲，故考慮為蛔蟲引起過敏性哮喘。

改投驅蛔為主，輔以和中化痰之炒使君肉、川朴、杏仁、薑半夏、甘草、浙貝、紅棗等，連服兩旬，喘息平、喉間痰聲消失，續予六君調理而愈，迄已數載未復發。

以上二例，前者急性腎功能衰竭，未用利尿藥而小便得利；

後者哮喘患兒，在用驅蟲劑後而喘得息，其非常法之治能獲效驗，貴在「審因論治」，洽中要的，細察明辨而求其本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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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詳辨寒熱】

識其本質在臨床診斷和疾病發展過程中，常常存在著真象、假像交縱錯雜的現象。

其中寒熱的真假是最常見的，即所謂「真寒假熱」、「真熱假寒」。

由於疾病表現形式的多樣性，往往不是一下子就能把握疾病的內在本質，所以，面對復雜的症群，透過現象探討本質，就要抓住關鍵性的證候、指徵，詳細辨別區分病證的屬性，才有助於對本質的鑒別。

如中醫辨痰，有黃痰為熱、白痰為寒之說，他則認為更應注重痰質的鑒別，痰的性狀是一個重要的反映其本質的辨證要點。

他結合自己多年臨床經驗，認為白痰、黃痰皆因熱而成，其區別只是程度上不同罷了。

對於那些咳咯痰量增多，即使是清白不黏稠之痰，他亦認為並非皆因於寒，此時的外咯咳出之痰，一則說明正能達邪，二則表示尚未蘊熱，但若病情發展，化熱為必然趨勢。

故他在臨證中，對久咳咯痰患者，不輕易用溫熱藥，相反，對因用溫化蠲飲法出現症狀加重者，易入清熱化痰藥而獲效者則屢見不鮮。

另外，他還認為，中醫在治療某些西醫已確定病名的疾病時，不應局限思路，而要堅持辨證。

如高血壓病在臨床上似以陰虛陽亢、熱盛者為多見，但在具體治療中仍應明辨寒熱。

他曾治一高血壓病人，血壓為２７／１７～１８ｋＰａ（２００／１３０～１４０ｍｍＨｇ），經服西藥降壓藥和平肝潛陽中藥，血壓一直難以穩定，生活品質下降。

他在辨證中發現患者四肢指、趾端冰冷，自感指、趾麻木，畏寒喜搓手，入冬更甚，結合脈象細澀、舌淡苔白，症徵相參，屬陽虛氣血運行失暢，不能溫煦筋脈。

改益氣溫陽、活血通絡之黃耆、桂枝、川芎、丹參、地龍、毛披樹根、炒當歸、留行子、炒杜仲、炒牛膝、澤瀉等連服２０餘劑，肢末冰冷麻木和怕冷症狀都大有改善，血壓亦隨之明顯下降。

服數十劑，血壓穩定。

故他說：治療高血壓必須靈活辨證，去偽存真，不能局限於滋養肝腎、清熱潛降之藥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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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善別虛實】

進退適時病有虛實，治有補瀉，補虛瀉實為扶正祛邪之原則。

針對疾病的本質進行扶助正氣、祛除邪氣則是治病求本基本精神的又一體現。

他認為，要在復雜、嚴重的疾病過程中，鑒別某些與病變性質不符的症狀，如「至虛有盛候」、「大實有羸狀」等真虛假實、真實假虛的徵象雖說不易，然「有諸內必形諸外」。

內在的變化必然表現為外在的現象，只要認真仔細分辨，假像總是可以識別的。

更重要的是要在疾病發展過程中，善於把握病證的主次輕重、虛實緩急，適時作相應的進退，以防犯虛虛實實之戒。

清代醫家徐靈胎說：「若元氣不傷，雖病甚不死。

元氣或傷，雖病輕亦死」。

這種重視人體正氣、強調扶正祛邪的原則，就是通過調動機體自身的抗病能力和自我調節能力，以達到恢復陰陽平衡。

倘若只注意邪實而忽視扶正，就難以取得預期的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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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所謂】

「標本不得，邪氣不服」。

他在臨床上十分注重素體稟賦，尤其是老年人，虛實夾雜者多，更當明辨。

如他曾會診一腸道菌群失調、胃腸功能紊亂的高年泄瀉患者，病人原有高血壓、冠心病史２０餘年。

因記憶力障礙一周入院，住院期間併發肺部感染，較長時間運用大量廣譜抗生素，當肺部感染控制之時，卻出現腹痛腹瀉、噁心嘔吐等症，經實驗室有關檢查和大便培養均陰性，先後用香連丸、菌痢衝劑及苦寒清熱化濕之劑病情未見好轉，大便每日四、五次，噁心嘔吐、水穀難入，待他會診時證見患者精神萎軟、口乾少津、唇舌糜爛、小溲短赤、舌質紅絳、光剝無苔、脈象細數無力。

他分析病情認為患者高年虛弱，素體多病，復受外邪入侵，邪實正虛、正不達邪。

前已用大量廣譜抗生素及進服苦寒清熱之品，熱邪雖漸清，而已礙及脾胃、升降失司，致氣陰兩傷。

故投以益氣養胃、和中健脾之太子參、川石斛、麥冬、葛根、炒扁豆衣、川連、楂炭、炒穀芽、竹葉、雞內金、烏梅、薑竹茹、紅棗等，清補並施，以益氣護津澀腸之法，顧其正虛津傷滑脫之慮。

三劑後大便次數減少，小溲轉清，吐止，胃氣漸復。

繼以去竹茹、竹葉等，加茯苓、煨肉豆蔻續進，二劑後瀉止、納增，調理而愈。

他在診治中嚴格把握虛實輕重程度，治療上層次分明，進退適時。

強調了老年久病體虛這一特點。

但他又不囿於這種體現共性，卻不能以一概全的理論。

如他治療另一位老年患者，證見腹痛腹瀉、大便爛，日行４～５次而量不多，面色如黑漆，大便隱血試驗呈強陽性。

自感口苦乾、噁心、腹脹、肛門熱灼、大便解而不暢。

舌質紅、苔黃糙中膩，脈滑。

他根據病人素體健壯，此次起病急，時間短，以及一周前在國外進食虎、鹿、熊肉，並飲較多的高麗參酒，於返國途中復加疲勞等病史，結合臨床徵象，乃屬濕熱蘊結、熱迫腸道而出血。

至於精神萎軟、厭食等症為實證中之假虛現象。

遂以清理腸胃、涼血解毒之川連、生大黃、黃芩、鮮石斛、蒲公英、枳殼、葛根、赤芍、地錦草、雞金、連翹、紅藤、生楂肉。

五劑分三日服，藥後腹痛腹瀉止、大便色轉黃，繼三劑，大便隱血試驗陰性。

前後二例病人均係老年人，腹瀉時間都不長，由於素體、起因迥然不同，治療自然不一。

他說道：同病可異治，辨證旨在求本，要善於洞察虛實真假，分明標本緩急，針對病機施予方藥，猶可逆流挽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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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宏微辨證證病合參宏觀辨證】

是通過直觀觀察和類比歸納的方法認識疾病。

從整體出發，全面考慮，強調人體內部的協調完整性和人體與外界環境的統一性；

微觀辨證是以發展的觀點認識疾病，借助於現代科學把認識深入一步。

採用「治未病」和「已病防變」的預見性措施，對發病狀態作出調節控制和相應治療；

至於辨證與辨病的結合，在臨床上有其積極的意義，可謂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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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觀辨證與統一整體觀中醫辨證的突出特點為統一整體觀】

以整體綜合觀察的方法，把人體看成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並以「人與天地相參也」的整體觀念，強調人與自然界之間存在的密切關係。

他在辨證施治中，最重視整體觀念，十分強調從時令節氣、地理區域、自然環境和人體稟質等各方面的綜合因素中對疾病加以分析。

如他對外感發熱病在傷寒與溫病兩種不同學說的區別中分析道：傷寒學說與溫病學說對外感熱病的病理過程都認為外邪是由表入裡這一基本觀點是相一致的，但在病因病機和辨證施治方面尚有其不同之處。

病因上，《傷寒論》指的多是感受風寒之邪引起的病變；

溫病學指的多為感受病邪中屬於溫熱性質的所謂溫邪。

由於地理環境不同，北方、南方的氣候表現不一，北方寒冷、南方暖濕，因而即使在相同的時令節氣，所感之邪亦可各異。

前者多偏寒邪，後者多偏熱邪。

在辨證方法上，《傷寒論》以六經辨證、臟腑辨證為主；

溫病學則以衛、氣、營、血辨證為主，按臨床證候的演變情況，結合八綱分階段辨證。

在治療上，《傷寒論》用桂枝湯；

溫病學用銀翹散。

此外，還不能忽視體質因素。

北方人肌膚緻密，南方人腠理疏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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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北方人感冒多用】

麻、桂、羌、防；

南方人多用銀翹、桑菊之屬。

但這只是一個相對的現象，北方人入南方也可患南方時令病。

他曾治一位來自北方的病人，到杭州以後，適值江南梅雨季節，氣候潮悶。

患者胸悶脘脹、不思納食、肢體困倦、苔白厚膩而黏、脈濡。

他認為北人南遷，對氣候變化尚不適應，易為濕困，故予芳香化濕、宣暢氣機，數劑即愈。

在臨床辨證中顯示其整體統一觀的還表現於他十分重視臟與臟之間、臟與腑之間相互存在的內在聯繫。

他在治療膽道疾病時，就十分注意肝膽脾胃等臟腑間的關係。

由於肝與膽相表裡，兩經之脈皆循脅肋，治療上應顧及「肝病及膽」、「膽病及肝」，而予「肝膽同治」。

他把「膽囊炎」的病因病機歸納為「肝膽氣滯，濕熱蘊結」。

並根據不同體質、受邪輕重，簡分為「熱重於濕」與「濕重於熱」兩型。

對熱重於濕者，一般採用少陽、陽明合治，以大柴胡湯、茵陳蒿湯泄熱通腑、疏肝利膽為主。

設或出現苔白滑厚膩、口淡而苦、口乾不喜飲、泛惡、腹脹、大便爛者，乃濕阻中焦、肝膽氣滯，屬少陽、太陰合病，一般用蒼朮、草果、厚朴、柴胡、木香、枳殼、川連、吳萸、黃芩、鬱金、過路黃等溫運化濕、疏利肝膽，酌佐清熱之味。

他在膽病證治中常說：六腑以通為順，只能指熱重於濕之少陽陽明、腑腑合病而言；

對濕重於熱之少陽太陰、腑臟合病，治療不宜通腑，應從溫化宣暢著手，此即古人所謂同病異治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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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微觀辨證與著眼於發展中醫的辨證施治】

對已出現發病狀態的診斷治療的確具有相應的一套豐富的證治手段。

但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中醫已認識到僅僅用望聞問切四診方法收集診斷資料，對許多疾病難以深入研究和揭示機體內部的具體內容。

因此，他認為借助於現代科學醫學儀器，包括生化學、影像學、細胞學、組織學等先進檢測方法，來豐富中醫診斷疾病的手段，有益於中醫學繼承和發展。

一些疾病的早期（如腫瘤、無症狀肝炎、腎炎、心肌炎等）在缺少自覺症狀階段，通過現代科學檢測手段卻可發現疾病已明確且客觀地存在著。

故要明察秋毫，即應不失時機地進行微觀辨證，積極採取預見性的治療措施，以控制和截阻疾病向縱深發展。

他在這方面還認為，早在幾千年以前《內經》就提出：「上工救其萌芽……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敗」的論述，具有「治未病」的思想和「既病防變」的指導原則。

在疾病尚處於隱匿期，或一臟有病可能累及他臟之前即著眼於發展，進行防治。

《內經》：「見肝之病，則知肝當傳之於脾……故曰治未病」。

葉天士《外感溫熱篇》：「務在先安未受邪之地」的思想，均體現了未病先治的早期治療意義。

他在臨床證治中，一方面以中醫傳統理論指導實踐；

另一方面借鑒現代科學醫療儀器的精細檢查結果以及現代醫學的理論進行微觀辨證。

如對手術後黏連腹痛的證治，他在辨證中，則以疾病的必然演變規律為法度，按距手術後的時間長短為準則，認為病程短者為有熱，病程較長者為氣滯，病程久者為有瘀。

雖然這在臨床的四診辨證中可以沒有典型的熱象、明顯的氣滯和瘀血的指徵，但就是這直觀觀察中不易察覺的病變實質，他憑臨床經驗為基礎，以微觀辨證方法和獲得的預見性療效，反證了該病發展的一般規律。

同樣，他在證治一經長期運用清肝疏理藥後ＳＧＰＴ持續不降的肝炎患者時，以肝病傳脾、涼藥傷胃、久病入血多瘀的辨證思路，對儘管外觀證候無明顯的脾濕與瘀血徵象，但他用著眼於發展的推理形式，從微觀辨證的角度，針對其詳盡的病史，採用健脾化濕、活血行瘀的整體調節療法，達到「扶土抑木」、「血行氣暢」之目的，使持續了數年不降的ＳＧＰＴ挫折直下。

又如，他根據一位元「胃腸蛋白丟失綜合徵」罕見病例的胃鏡報告及長期低蛋白血症，依賴每週輸注白蛋白和用法莫地丁、６５４－２及益氣養血、滋陰利水中藥後，病情無明顯起色的情況，從整體辨證上，識別其舌質紅苔少而光的徵象，是因為較長時間服用抑制腺體分泌類藥物所致，予以去偽存真，並抓住其面色少華、語音低弱、下肢浮腫、大便爛等氣虛的本質；

在微觀辨證上，則針對該病的特異致病動因，採納現代醫學運用抑制腺體分泌、減少蛋白漏出的治療機制，強調了局部與整體的因果關係，亦即局部的蛋白丟失使其整體逐漸呈現出氣虛的徵象，而氣虛日益發展，不能攝納，則進一步使蛋白丟失更加嚴重。

故宏觀微觀結合、整體局部並重，遂以大補元氣、益氣斂塞法並進。

此期間停止了白蛋白的輸注和西藥法莫地丁、６５４－２的服用，僅用中藥一月餘，口乾少津現象消失，血清總蛋白非但未下降，反有所上升，下肢浮腫亦明顯消退，精神及整體生活品質均有不同程度的好轉。

他合理地運用現代醫學理論知識，闡明該證的具體機制，從而提高了療效。

 

tan2818

【（三）辨證辨病與中西醫結合中醫的】

「證」是機體受到內外多種致病因素綜合作用後，反應其本質和屬性的一系列特徵。

中醫的「病」則是證的綜合和全過程的臨床反映。

病與證概念雖不同，但關係密切而不可分割。

 

tan2818

【同一疾病可因致病病因與體質差異】

而出現「同病異證」；

不同的疾病又可因所處階段與證候性質相同出現「異病同證」，故又有相應的「同病異治」和「異病同治」。

他認為這二者都重在辨證，旨在抓住疾病過程中的主要矛盾。

然不同的疾病，往往具有不同性質的病理特徵。

因而辨證中必須與辨病相結合，以認識解決疾病的基本矛盾。

如他在臨床上所治同為咳血，均屬肺熱之證的肺癰之「濁唾腥臭」、「咳唾膿血」；

肺痿之「久嗽肺虛」、「或嗽血線」；

肺癆之潮熱盜汗、消瘦咳血，因所係疾病不同，症狀不一，治療亦各有異同。

他皆以清熱為之大法，並遵「肺癰屬在有形之血，血結宜驟攻」；

「肺痿屬在無形之氣，氣傷宜徐理，兼潤肺燥」；

肺癆宜「補虛以補其元，殺蟲以絕其根」的治療法則而各有側重。

在辨證與辨病的結合方面，他除了主張中醫本身的結合以外，還強調應與現代醫學的辨病治療相融合，提倡「古為今用」、「洋為中用」。

促進中西醫間的互相彌補，共同配合。

並以發展的眼光，歷史地分析兩種醫學的成長過程及其特色。

由於中醫是借助於古代自然哲學中朴素的唯物論和自發的辯證法思想，將大量直觀經驗總結整理，並高度概括而成的醫學理論；

西醫是借助於近代形而上學的唯物論，衝破宗教神學的統治，並充分運用近代自然科學的知識技術而發展起來的一門科學。

所以前者以豐富的醫療實踐經驗為基礎，具有整體觀念的精華和辨證施治方法論的長處；

後者以嚴格的科學實驗觀察為基礎，具有對機體和疾病的認識，尤其是局部病理變化的觀察比較細緻、準確、客觀的特點。

但二者之間，都因缺乏對方的長處而不能全面精確地統一認識疾病的規律。

當今，各學科間在相互滲透中發展，也有利於醫學從多學科的綜合研究中多方位地揭示疾病的內在本質。

近年來，中醫已日益興起用實驗研究和臨床研究相結合的方法，進行自身理論的論證和進一步探討機體內部的病理實質，以補充中醫以往缺乏確切的定性、定量等客觀指標的觀察，並使在中醫理論指導下的治療能夠進行經過嚴格設計的，可與西醫治療相對照的臨床實驗研究。

現代醫學也正在逐漸突破傳統的解剖分析性的局部、靜止的研究方式，發展為從機體的完整性和與自然界相互關係上進行整體病理機制的綜合性動態研究。

目前，中西醫都在不斷向微觀深入、向宏觀擴展，進行更深入層次上的探索，從而對人體的生命活動和疾病的認識亦日趨完善、統一。

他在近年來的醫療實踐中所體現的學術觀點正如以上所述。

如他根據慢性肺原性心臟病「本虛標實」的病理特點，和緩解期以「虛」、「瘀」為突出矛盾，以及有明顯的冬春好發、入夏緩解這種「耐夏不耐冬」的現象，指導醫院肺心病科研組進行「冬病夏治」的臨床研究。

著重從「血瘀」和「本虛」方面進行臨床和實驗室指標的治療前後動態對比觀察。

觀察結果表明「冬病夏治」運用補虛活血、治病求本的方法，能調整陰陽，以利於達到「陰平陽秘」，減少患者的急性感染機會、減輕其發作程度。

從各項免疫指標、肺功能、動脈血氣分析及血液流變學、甲皺微循環的觀察表明，「冬病夏治」能調整機體的免疫機能、明顯提高低下的細胞免疫功能；

改善微循環、擴張微血管、加快血流；

改善機體缺氧狀況，提高血氧含量和血氧飽和度等，對肺心病在緩解期康復過程中，穩定和改善心肺功能具有積極的意義。

從而以實驗科學的方法，科學地闡明和論證了自己的經驗和理論。

又如，他在「胃病」的證治中，對症狀不典型的「心下痛」，則在詳細詢問病史、瞭解病情特點的情況下，讓病人做些必要的有關檢查，以證實其具體病位所在，明確其病變的性質，是屬於炎症、潰瘍、萎縮、還是腫瘤，因為病變的早期，不借助於這種微觀過程中的局部觀察，而單靠中醫宏觀辨證如肝氣鬱滯、瘀血阻絡等僅在病因及機體功能失調反應狀態所作的總體說明是不夠的，疾病可能在總的量變過程中出現部分的質變，象胃病廣泛炎症中的部分萎縮、慢性胃炎與消化性潰瘍的合併存在等，在具體細節上，運用中醫和西醫、辨證與辨病相結合的方法，既可對病人的局部變化進行深入分析、考慮病因病灶的特異性，又可對病人的整體反應作出相應調節，考慮其機體反應的特異性。

在胃病證治中，他特別強調辨苔。

因舌苔是反映胃腸病變的鏡子，也是中醫診病的一大特色。

他說中醫方藥的運用，必須以中醫理論指導為根基，才能顯示出辨證施治的優越性。

由於他在治療胃病方面療效卓越，醫院消化組根據他所提供的有效驗方開展了「潰瘍性消化不良」、「反流性消化不良」、「吞氣症」等方面的臨床實驗研究。

另外，他對經現代醫學各項指標檢查均屬陰性的所謂「神經官能症」病人，當西醫對之一籌莫展之時，他則根據中醫辨證，尋打病因、對症下藥。

一位有胸部滿悶、壓迫、緊箍及寒冷如置冰塊感的患者，起病已兩載，經胸片、心電圖等檢查均陰性，西醫對之無所施而轉來中醫診治。

 

tan2818

【他詳審病因】

知病起於盛夏劇烈運動後，驟以冷水洗浴而起，胸中悶塞、怕冷、舌質淡苔白滑膩、脈沉細而澀。

他認為此乃寒濕之邪痹於胸中，胸陽被遏、陰寒內盛、寒凝血脈所致。

治予宣通胸陽、逐寒蠲濕法，五劑後患者胸陽得展、陰寒自散，服藥十餘劑，使已蘊結兩載之久疾患竟獲告愈。

此例亦說明西醫在疾病認識方面的某些局限性。

因此辨病與辨證的關係是並列的。

上例患者用西醫的診斷方法尚難確定的疾病，用中醫的辨證施治則使這位「胸痹」患者得以解脫疾病的折磨。

與此同時，他又常以積極的態度，充分運用現代科學醫療儀器。

如他曾治一頑固性偏頭痛病人，經辨證用藥後症狀有改善，但未盡除。

他認為患者很可能有深藏著的隱患，建議病人作進一步追蹤尋查，究其根源。

然幾經周折，在上海作ＣＴ和核磁共振檢查均未發現陽性病灶。

他又熱情地介紹患者去北京複查，結果第二次ＣＴ檢查提示病人舌頭底下有一贅生物，經手術切除後，頭痛痼疾隨之霍然而愈。

他不無感慨地說：科學的東西來不得半點虛假或疏忽，每位醫生都應以實事求是和嚴格的科學態度正視疾病，許多疑難病證是可以解決的，中西醫間的溝壑是可以填平的。

人們對醫學的期望不在乎中醫或西醫，而是誰能治好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