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食福】

楊籍富

【人文●食福】

 

食福又稱造福、做（作）福、吃福、飲福、合福、吃福頭、吃會，是台灣昔日農村社會重要的宗教團體活動。

 

「福」一般指福神或土地公。

 

清初開始流傳到現在為止已經三百年，「食福」活動一直存在台灣基層社會中，這種淵源流長、見證台灣數百年來社會變遷的小傳統或者通俗文化，一天天地變質和流失，就記憶所及，食福是村里年度重要宗教聚會活動，當日土地公會的會腳群聚爐主家祭祀、分胙、飲食、賞戲，即使流散他鄉外里的會員，也都會趕回故里參加這個年度盛會，每個會員也很珍惜這個既神聖又有現世價值的民俗活動。

 

食福習俗是傳統農業社會的產物，在形式與精神上，隱含著遠古先民社會活動的遺緒，並表現出台灣移墾社會的特殊性。

 

本文想藉由探討食福習俗及其相關的土地公信仰與共祭性團體，分析其社會史的價值與意義，進而了解台灣漢人社會形塑過程中有哪些延續性和特殊性的分。

 

依據上述清代地方志書所記，台人每年歲時「食福」之民俗活動，主要包含春祈秋報之社祭、聚賞社戲與分胙飲食。

 

這些歲時民俗乃漢系移民從大陸原鄉移植到台灣者，它們包藏著遠古以來中國農耕文明的諸多特性和習慣。

 

社稷崇拜是中國古人宗教思想體系的重要一環，社稷又是國家的代稱。

 

「社」是祭祀特定管轄範圍內的土地與耕地，「稷」是崇拜人工培養的糧食作物。

 

古代統治者行社稷之祭，為天下求福報功，亦有春求秋報的一歲再祭。

 

周代已有「春耕籍田而祈社稷」的習俗。

 

社稷之祀乃古代人民感於土地生育萬物、載育萬民，其德至厚，其功至大，所產生的祈年報本返始的春秋之祭。

 

古代的社大體可分為官社與民社，官社分太社、國社、州社、縣社等，民社有鄉社、里社、單社等。

 

官府之祀，祭社稷神祇；

 

民間之祀，祭土地公。

 

社祭的功能是多方面漢代民人百家以上始共立一社，此後每屆社日，宗親集結舉行祭社儀式，並且分食祭肉而歸；

 

這種習俗源於古代征伐、畋獵之後，天子親祭於社，並將祭社之脤肉分遺同姓，以收感通鼓舞之效。

 

古代社會基層結構的「里社」（民社），在每年春祈秋報之祭後，社眾共食祭福的胙肉，而隨著社民結構的改變，祭祀團體成員便從血緣擴大到地緣關係者，論者說這種「歸胙之禮」在東周時已由同姓擴充到異姓了。

 

因此，社祭除有報本返始的宗教意義外，尚是社內各階層人民聚會，匯聚社團情感、團結地方生命共識及進行社交活動的時節。

 

這種古代「會社」活動後來發展成近代「社會」的觀念，男女老幼都會共祭「社公土神」。

 

中國歷代中央集權的大帝國政府官僚，太過龐大蕪雜，欠缺對下層的照養與管理，因此民間宗族鄉黨便出現各種名目形式的互助組織，彌補官僚之失及發揮社區生命共同精神；

 

除了家族宗親會的公堂、族田、義田、蒸嘗田、太公田外，又常見橋會、渡會、義舟會、茶亭會、神會、神明會、善堂等，都有一定的合股不動產，依租收費供給祭祀所需。

 

土地名義上為全體所有，實際上是掌握於少數地主或富人手中。

 

日治以前，台灣特殊的移墾社會型態，造就發達的宗教團體組織，有神明會、祖宗會、父母會、孝子會、共祭會、媽祖會、福德會、福仁季、文昌黨、三官嘗等，一般總稱為「神明會」。

 

有組織的神明會多數產生在清朝中期，而官府基於為保障其統制力與維護社會秩序，時常以妨害安寧而禁止神明會的運作。

 

日治初期，全台灣六十萬戶家庭有一半參與神明會，但殖民地政府大力取締解散社團組織，但仍有組織較鬆散的各類宗教團體存在。

 

一般所謂神明會，是指同鄉、同業或同姓者，在共同的利益下，以祭祀共同信仰的神明為對象而組織具有合股、社團或財團法人等特徵的團體，會員由四、五人到二千餘人都有。

 

通常由每位會員捐出一定金額購置或雕刻神像及香爐，其餘捐款稱為壓（插）爐銀作為共同基金。

 

會員每年共祭一至數次，並有演戲或聚餐，主要以增進會員利益、敦睦情誼、遵守同業規約與維護共同財產為目的。

 

神明會由爐主辦理祭祀及相關事務，爐主的產生以會員輪流或抽籤、跌杯(跌珓)決定。

 

日治時期強力壓制團結力較強的宗教團體，結果留下的神明會、齋會、祖公會、父母會均屬符合善良風俗而團體驅力較薄弱者，在發展上自然無法與基督教會比擬，也因此才能獲得殖民政府的默認，神明會中最多的是各街庄祭祀福德正神的團體。

 

這些中國古代「義社」與「社祀」的變體，在日本殖民統治下，使台灣社會的主體精神生命，藉著這些普遍存在於社會基層的角頭祭祀活動維繫而不墜。

 

 

引用：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12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