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是最早以藝術表現的動物之一,其形象來自古老的農耕文明,有祈求風調雨順、五穀豐登以及平安祥和之意。作為人類最古老的朋友,牛的形象蘊含著自強不息和頑強拚搏的精神,同時也是吃苦耐勞、無私奉獻的象徵。
1981年靈寶出土,西漢〈銅牛〉(長18.5厘米、高13厘米)。
中國對牛的役使很早,古籍記載,黃帝時代就已使牛拉車。
《古史考》云:「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其後少昊時駕牛,禹時奚仲駕馬。」
商周時期,傳說商人之祖王亥已掌握了「服牛」的役畜技術,使用牛拉車運貨貿易,所以後世把生意人稱作「商人」。
商代青銅器,與當時的政治、軍事、宗教等密切相關,大多數為禮器和兵器,牛首浮雕造型出現較多,如1982年鄭州市向陽回族食品廠窖藏坑出土的商代早期〈獸面紋牛首尊〉(通高37厘米、口徑32厘米、重10.5公斤),敞口,斂頸,寬肩,鼓腹,圜底,圈足。
頸部飾弦紋三周。肩部飾三凸起牛首,牛首之間飾帶狀夔紋和連珠紋;腹部飾三組獸面紋,上下界以連珠紋;圈足有十字形鏤孔三個,並飾弦紋三周。
此件以倒鑄製成,澆口在圈足底部。
牛首等裝飾是把牛首紋凹刻在外範上,在內範的相對位置上塑出一無花紋的小塊凸起,當合範澆鑄完成後,銅尊肩部的牛首就成為凸起裝飾。
肩部飾牛首浮雕,說明青銅器在藝術裝飾和表現手法上都有進步,器物立體感增強。此尊造型精緻,紋飾講究,可能是商朝王室為宗廟進行祭祀活動時使用的法器。
1976年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商代〈司辛石牛〉,下頜陰刻「司辛」二字。
「司辛」或稱為司母辛,是婦好死後的廟號,此石牛應是婦好的陪葬品。
婦好為商王武丁的配偶,中國歷史上第一位聲名顯赫的女將軍。
石牛呈臥姿,長眉方目,嘴巴微張,環鼻,小耳,犄角粗大彎曲,尾巴下垂,足呈蹄形,通體陰刻圖案裝飾,質地細膩,酷似青玉,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
1991年三門峽市上村嶺虢國墓地出土西周〈玉臥牛〉(長5.8厘米、寬4.1厘米、高2.2厘米),圓雕但具浮雕效果,牛伏首垂尾,曲腿側臥,大眼圓珠,彎角貼脊,耳鼻有孔,口部繫穿。
雜玉質,灰白色。整體輪廓粗具大形,局部淺浮雕加陰線刻,隨形施藝,刀法簡潔,渾然天成,體現了雕琢設計者高超的造型能力。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記有「弦高犒師」的故事。
春秋時期,許多諸侯國都將牛視為吉祥雕塑裝飾在青銅器上。
如1978年潢川彭店出土春秋早期〈卷龍紋方壺〉(高24厘米、口徑11.5×9.5厘米),子母口,垂腹,平底,圈足,器腹以勾連雷紋為地,腹上部飾對鳥紋,兩面中間界以牛、羊首浮雕各一;
腹下部飾相對的卷龍紋,圈足飾曲折三角紋。
春秋時期青銅器的形制由神祕轉趨現實,並由禮器逐漸向實用器轉化,裝飾由粗獷趨向精細,中原文化與周邊文化交流融合,形成了各自獨特的地域特徵與藝術風格。
這一趨勢一直延續到戰國時期,對後世青銅器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1974年偃師出土,東漢〈鎏金銅牛〉(長7.2厘米、高5.7厘米)。
東周時期的青銅文化,既遵循傳統禮制與政治內涵,又順應經濟發展而有所創新。
但進入鐵器時代,青銅器漸被鐵器、漆器替代,漸失去禮器的神聖價值,轉成為實用具與觀賞器,藝術價值或使用價值卻大大增強。
如1978年固始縣侯古堆春秋末年1號墓陪葬坑出土〈九鼎〉,其中三鼎蓋上都飾有臥牛雕塑。
5號銅鼎(通高36.5厘米、口徑31厘米)最精緻,形制扁圓,帶蓋,除鼎足、耳和環鈕為焊接,鼎身為一次鑄成,器腹有蟬形花紋一周,蓋頂隆起,蓋上有三個臥牛形鈕,頂部有一活動環圈,蓋面飾連環獸帶紋,近邊沿處有一周蟬形紋,器身花紋稀疏,蓋面構圖嚴謹,臥牛身上為雲雷紋。墓主係宋景公之妹勾吳夫人,去世時年僅約30歲,隨葬九鼎顯示其地位特殊。
漢代農業經濟繁榮,人民安居樂業,牛雕塑也開始明顯增多。
1981年靈寶市坡頭鄉坡頭村農民王千省上交的西漢〈銅牛〉(長18.5厘米、高13厘米),昂首向左,雙耳橫立,犄角彎曲內勾,嘴巴微張似鳴,長尾斜垂,背有一穿,四肢分向前後,呈走姿。
身披一褡褳,右側陰刻行書五行15字:「大漢文帝三年二月□氏□□□□□」。
造形優美,形象逼真,並有銘文,對研究漢代牲畜、鑄造和文字提供了實物資料。
引用:http://mag.udn.com/mag/newsstand/storypage.jsp?f_MAIN_ID=97&f_SUB_ID=447&f_ART_ID=173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