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派與美國的工業化：經驗教訓與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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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學派與美國的工業化：經驗教訓與啟示】

 

摘要：

 

在19世紀的美國工業化中，由學術圈之外的政治家和新聞工作者等創立的一套自封為“美國學派”的經濟學說，作為美國經濟政策制定的意識形態，在美國崛起為全球工業化強國的過程中發揮著重大的指導作用。

 

這種經濟意識形態是民族主義的，強調內需和保護國內市場，以技術創新和資本生產率的提高作為立國之本，通過城鄉協調發展和“內部改善”等措施推動經濟發展，因而造就了美國工業化的成功經驗。

 

但是在美國工業化過程中，這種經濟意識形態對自由放任主義的曖昧態度在美國的“鍍金時代”卻產生了嚴重的經濟社會後果。

 

美國工業化及其經濟意識形態的經驗教訓為我國如何啟動內需和解決貧富兩極分化問題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藉鑒。

 

在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指導下，以自由貿易、出口導向和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為核心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在當今世界被美國為首的“邪惡的三位一體”推薦為欠發達國家工業化的“良方”，但這種所謂的“良方”卻與發達國家（英、德、美、日）成功工業化的歷史經驗相悖，特別是與美國在19世紀以內需為核心的內向型工業化模式截然相反，而這些發達國家之所以能夠取得工業化的成功恰恰就在於遵循著一種與新自由主義針鋒相對的經濟意識形態，這說明，特定的經濟意識形態對一國能否選擇正確的工業化道路具有重大影響。

 

本文首先概述以“美國學派”為代表的經濟意識形態對美國工業化道路選擇的決定性影響。

 

然後，簡要討論作為美國工業化大政方針的經濟意識形態的主要特徵，在此基礎上，以我國現實問題為背景，從藉鑒價值的角度入手，扼要討論美國工業化的成功經驗與其經濟意識形態之間的內在聯繫，最後則探討美國工業化的歷史教訓以及這些教訓在那些方面與其經濟意識形態相關。

          

一、經濟意識形態與美國工業化道路的抉擇

 

美國在南北戰爭後經歷了狂飆突進的工業化過程，1894年，美國製造業產值躍居世界第一，標誌著美國工業化的基本完成。

 

如果從1812～1814年的美英戰爭後的工業革命算起，美國的工業化大約歷時80餘年。

 

美國突出的工業化成就引起了歷史學家、發展經濟學家和比較經濟研究者的很大興趣。

 

例如，福克納從豐富的自然資源、南北戰爭後的高關稅政策、

 

廣闊的國內市場、交通運輸條件的極大改善、新技術新發明和科學在工業中日益普遍的運用，以及企業家才能等方面探討了美國高速工業化的原因（福克納，1964：44～48）。

 

但是，一些學者通過比較研究發現，美國在工業化過程中對資源和廣闊國內市場的利用、技術創新和企業家才能的湧現等諸多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都取決於保護主義工業化道路的抉擇，特別是最近幾年，張夏准（2007；2009）、賴納特（2007；2010）、梅俊傑（2008）、黃樹東（2009）和賈根良、黃陽華（2008）等都突出地強調了這種決定性的影響。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2006年在國內熱播的電視片《大國崛起》卻刻意地抹殺了美國經濟是通過保護主義而崛起的基本事實。

 

瞭解美國經濟史的人都知道，美國在南北戰爭結束前圍繞著美國選擇什麼樣的發展道路問題曾展開了激烈的鬥爭。

 

因此，我們可以把美國的工業化過程劃分為三個階段，1776～1814年是美國工業化發展方向的初步確立時期，基本的問題是要不要發展工業？

 

這種鬥爭主要發生在漢密爾頓和傑弗遜之間就“工業立國”還是“農業立國”的激烈衝突上。

 

在美國獨立前後，亞當?斯密和薩伊按照比較優勢理論反對美國發展製造業，認為美國註定要經營農業（李斯特，1961：91；張夏准，2007：33），這種看法在當時的美國是一種支配性的思想，得到美國第一任國務卿和第三任總統傑弗遜的支援，但遭到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漢密爾頓的堅決反對，他在1791年給國會提交的《關於1791年的製造業報告》中指出，“……不僅國家的財富，而且國家的獨立和安全看來都與製造業的發達有著實質性的關係”，但漢密爾頓的這種聲音是孤獨的，一直被束之高閣。

 

重大的轉變起因於1807年的《禁運法案》和1812年的美英戰爭，這兩個重大的歷史事件雖然沉重地打擊了美國當時的外向型經濟，但從禁運到1814年底，美英戰爭結束時為止，由於戰爭所造成的歷時七、八年的閉關鎖國，卻導致了美國民族工業的誕生。

 

李斯特指出，晚近的保護制度是由戰爭所促成的（李斯特，1961：159），這導致了傑弗遜不得不順應時代的要求，最後轉而支援美國工業的發展。

 

1815～1865年是獨立自主的工業化還是依附型經濟這兩條不同發展道路的激烈鬥爭時期，鬥爭的關鍵是實行自由貿易還是保護主義的國策？

 

美英戰爭結束後，美國初生的工業在大英帝國以自由貿易旗號對美國的經濟戰爭中面臨滅頂之災，這導致了民族主義情緒的不斷高漲，關稅水準不斷提高：1816年（35%）、1820年（40%）和1828年（達到50%）。

 

1824年，美國著名政治家亨利?克萊提出了以貿易保護、內部改善和國民銀行為核心的“美國制度”，這是漢密爾頓工業化戰略和政策的具體化，對美國的工業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但在南方種植園奴隸主以國家分裂為要脅的情況下，1846～1857年，美國進入了所謂自由貿易的時期，但平均關稅率仍高達25%！

 

1857年危機後，保護呼聲的高漲導致北方的共和黨人提出了提高關稅的莫里爾法，遭到了當時世界輿論的一致性譴責，支援保護主義的共和黨人林肯當選總統，內戰爆發。

 

美國內戰（1861～1865年）最終解決了走什麼道路的問題，反對保護主義的政治力量被清除。

 

因此，從1865～1894年，保護主義就一直支配著美國經濟，美國進入了狂飆突進的工業化時期，這是美國沿著獨立自主的工業化道路迅速崛起的時期，最終則把美國建成了世界工農業強國。

 

迄今為止，在對美國工業化，特別是對南北美洲經濟發展的比較研究上，雖然有學者指出了不同的經濟發展思想或學說對國家發展道路的選擇，及其後果具有重要乃至決定性影響，例如，富爾塔多和德威特都指出，巴西的政治家如開魯子爵信奉比較優勢和自由貿易的信條，而美國的政治家則主張在國家的保護下實現工業化，不同的思想導致了不同的發展後果（王然，2008：7～8），但是很少有學者對美國工業化時期，美國政治家所信奉的經濟意識形態與美國工業化的內在因果聯繫，及其機制進行較為系統的研究。

 

麥克?赫德森在這個方面可能是個例外，他指出，由於拒絕與今天正統的自由貿易學說相對立的保護主義經濟學歷史學家們已經使美國經濟發展的這個關鍵時期成了一個黑洞（麥克?赫德森，2010）。

 

在經濟思想史研究中，“美國學派”作為指導美國工業化的經濟學說或經濟意識形態也已經被學者們所遺忘（賈根良、束克東，2008）。

 

但是，對於這樣一套指導美國工業化成功的經濟意識形態進行深入研究是開啟美國經濟崛起秘訣的鑰匙，也是藉鑒其工業化歷史經驗的基礎性工作，我們下面就簡要地概述這種經濟意識形態的主要特徵。

            

二、指導美國工業化的經濟意識形態

 

正如杜克大學的高柏教授在其經典之作《經濟意識形態與日本產業政策（1931～1965年的發展主義）》中指出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幾乎沒有對日本的發展施加任何顯著影響，但深受德國歷史學派、馬克思經濟學和熊彼特經濟學影響的“實踐派經濟學”對日本崛起時期的經濟政策卻產生了重要的和直接的作用。

 

非常有意思的是，當我們研究美國崛起或工業化時期的經濟思想時，我們不僅可以發現類似的情況，而且遇到了一種更加異乎尋常的現象：

 

當時的美國大學擁護佔優勢地位的英國的經濟意識形態，特別是當保護主義政策越來越多地由美國國會所頒佈的時候，這個國家的大學對其政策的正當性卻默不做聲，而支配美國工業化的邏輯或經濟意識形態則幾乎完全是在大學或學術圈之外發展起來的，它是通過美國國會講演和主要由政治家、律師、牧師、新聞記者乃至實業家撰寫的出版物而得到系統闡述的。

 

他們對自由貿易和李嘉圖、瑪爾薩斯和其他英國經濟學家的經濟理論進行了犀利的批判，並提出了一套指導美國工業化的新的經濟學說或經濟意識形態，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以保護主義為特徵的民族主義經濟意識形態。

 

在19世紀，保護主義是大力推進工業化的美國輝格黨和1854年之後的共和黨施政的思想基礎。

 

這些政黨的領導人和理論宣傳家一直就向美國人民指出，自由貿易學說反映的是英國自身的利益，英國正是通過她自己的殖民活動和“重商主義”貿易政策才使得她自身成為工業革命的發源地，現在她又企圖通過推行自由貿易鞏固她的工業領先地位，由於美國工業落後，自由貿易將使美國在國際分工處於原材料供應商和從事低端產業的“擔水劈柴”的地位。

 

因此，為了避免英國的經濟剝削，實現國民經濟的自給自足和獨立自主，美國必須實施關稅保護。

 

在這裡還應該指出，美國的保護主義還包括排斥外國直接投資（賈根良等，2009），1913年的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指出，“曾有人說拉丁美洲給外國資本以特許權，但從未曾聽人說美國給外國資本特許權，……這是因為我們不給他們這種權利”，原因就在於“投資於某個國家的資本會佔有並且統治該國。”（愛德華多?加萊亞諾，2001：2）

 

第二、內向型工業化的發展意識。這不僅是政治家從漢密爾頓、克萊到林肯以及著名經濟學家亨利?凱利的基本思想，它也是美國工業家的基本看法，由於美國工人的工資和工業的資金成本都比英國等發達國家高，所以，“美國的製造商不能企望那些較老的國家供給一個大市場，而必須在國內創造市場，同外國的產品進行競爭”（福克納，1964：45）。

 

在這種情況下，即使美國人民忍受質次價高的工業品也在所不惜，否則美國的工業化就無法展開。

 

更重要的是，保護的目的不僅是為了工業化，而是希望為美國農業發展提供一個欣欣向榮的國內市場，工業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將吸收農業中的剩餘勞動力，擴大農產品的國內市場，從而維持農產品的高價格和農民的高收入，這是克萊提出“美國制度”的主要目的。

 

國會議員斯圖爾特和知名商人、國會議員梯比斯都曾大力宣傳這種保護性關稅的“國內市場說”。這種著眼於國內市場而不是海外市場的內向型工業化的經濟意識形態，明顯地具有一種孤立主義的傾向。

 

第三、強調利益和諧而非階級衝突。

 

美國工業化的宣導者對把美國發展成為一種沒有工人階級貧困化的所謂“新文明”滿懷希望，他們認為，工業化沒有必要像英國和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所意味的那樣降低工人階級的生活標準。

 

為了在選舉中爭取工人們的支援，共和黨人宣傳說，工業化不能基於剝削勞動力，而是要以能量驅動的技術開發大自然。

 

為此，共和黨人還論證道，為了維持美國工人的高工資及其不斷增長，保護性關稅是必要的，因為保護推進了更具生產率的資本投資，而這種投資使高工資經濟在產品價格上將能夠比低工資經濟更低，而在其生產量上則更高，其結果是工業化將改善普羅大眾的生活水準，從而在勞動和資本之間可以建立起利益和諧關係。

 

據此，亨利?凱利提出了利益和諧論，作為美國工業化的意識形態，這種理論強調勞資雙方都應為了促進資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共同努力，通過人均國民收入的持續增長分享工業化的成果。

         

三、經濟意識形態與美國工業化的成功經驗

 

毋庸置疑，與英國、法國和德國等歐洲國家的工業化相比，美國具有一些優越的歷史和自然條件，這主要是美國沒有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

 

遠離歐洲強國以及鄰國都是弱國的和平外部環境；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廣袤的西部土地，這些因素對於美國走出一條不同於歐洲的工業化道路創造了先天條件。

 

但是，通過與拉丁美洲以及更多的其他國家相比較，這些先天條件並不是美國工業化成功的原因。

 

美國的工業化之所以能夠成功主要是來自美國人的主觀努力、發展戰略和經濟政策。

 

筆者認為，對於目前的中國來說，美國的工業化的成功經驗值得藉鑒的方面包括以下方面：獨立自主的工業化、內需為主導的工業化模式、以結構轉型為目標和抓住高端產業、以技術創新和資本生產率為立國之本、一個不受約束的、沒有內部分割的國內市場、城鄉協調發展以及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形成了比較協調和相互促進的關係、注重農業為工業化提供良好基礎等，這些成功因素無不與其工業化的經濟意識形態存在著密切的關係，但由於篇幅所限，我們下面只簡要地討論前三個方面。

 

首先，獨立自主的工業化。19世紀美國卓越的政治家和“美國學派”經濟學家深諳英國是如何從西歐一個貧困的“邊陲國家”崛起為工業化強國的，因此，他們堅決拒絕通過比較優勢和自由貿易融入世界經濟，拒絕外國直接投資，保護國內市場和民族工業，對19世紀下半葉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置之不理，繼續實施高關稅保護政策。

 

當時的美國人根本就沒有想著要把自己的國家建設成超越英國的工業帝國，他們只是為了躲避英國霸權的侵擾和剝削，因此，他們在外交上奉行“門羅主義”，在經濟上實施具有孤立主義特點的高度保護主義，一心一意地搞工業化。

 

但意想不到的是，到1914年時，美國卻成為了世界上最強大的工農業強國。只有到這時，美國才改變了孤立主義的國策，轉而謀求世界霸權。

 

在19世紀的美國決策者中間曾經流行過這樣的格言：“不要按照英國人所說的去做，而要像英國人那樣去做”，現在，美國人卻告訴其他國家，“按照我們所說的去做，不能做我們已經做過的事情”，而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如果對美國人的居心叵測毫不省察，卻把他們推薦的自由貿易、出口導向和引進外國直接投資作為發展的圭臬，陶醉於“和平崛起”的黃粱美夢之中，豈不悲乎？

 

其次，內需為主導的工業化模式。

 

對於發展中的大國來說，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是工業化的必由之路嗎？

 

貿易順差是必要的嗎？

 

美國工業化的歷史經驗對此的回答是否定的。

 

美國工業化的完成和工業化後很長時間，外貿依存度一直不高，根據庫茲涅茨的計算，1869～1872年，美國對外貿易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為14.1%，1877～1881年下降到14%，1889～1893年更進一步降到12.9%，以後一直維持在12%左右。

 

在1790～1860年的70年中，美國對外貿易在大多數年份為貿易逆差，只有五年的出口等於或大於進口；

 

1860～1875年美國對外貿易一直處於逆差，直到1876年，由於出口總額達到5.27億、進口總額達到4.61億美元，貿易逆差狀況才被逆轉。

 

美國的工業化無疑是內向型的，是以國內消費為引擎的，正如福克訥指出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正常歲月裡，雖然英國出口了四分之一的製成品，美國出口的卻不到十分之一”（福克訥，1964：38），只有“在1900～1930年的30年間，由於美國走上了對外擴張商務與投資的侵略政策的道路，國內市場不斷地得到了日益發展的對外貿易的補充”（福克訥，1964：45）。

 

筆者在2009年初曾寫到，我國提出擴大內需的口號已經十年，但內需為什麼越來越萎縮？

 

筆者的結論是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是其根本原因之一，指導經濟發展的經濟意識形態存在著根本性的缺陷，美國以內需為主導的內向型工業化的成功經驗，昭示著政策制定者和學術界，需要重新認識內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對我國發展戰略大轉型的重大意義。

 

再次，以結構轉型為目標並抓住高端產業。

 

作為美國工業化的意識形態，保護主義的核心目標就是扭轉美國在國際分工處於低端產業的不利地位，因此，美國工業化的政策制定者不遺餘力地推進結構轉型，特別是在“南北戰爭”後，美國全面地禁絕了自由貿易，通過重構市場以促進生產率、利潤和工資的同步增長，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正如福克訥指出的，在殖民地時代和“南北戰爭”以前的幾年裡，美國在很大程度上還要依賴歐洲去取得比較高級的製成品，而其出口的大部分則是過剩的糧食和原料（福克訥，1964：44），經濟的依附性非常明顯，1821年的出口商品中只有15%是製造業產品，但到了1910年卻上升為60%。

 

不僅如此，從1870年代開始，美國掀起了以電力革命、重型機械製造業和化學工業為核心的第三次技術革命的高潮，美國通過新產業的激進創新而非傳統工業一舉超越了英國。

 

美國工業化的這種成就無疑與擯棄比較優勢、以內需為核心、抓住新技術革命的機遇並重構經濟結構的經濟意識形態具有根本性的聯繫。

 

試想，如果美國在“南北戰爭”後，沒有大力推行保護主義，反而採取自由貿易、高技術產業零關稅、以市場換技術、依靠外部需求和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的政策，其結果將會如何？

       

四、經濟意識形態與美國工業化的歷史教訓

 

如果不考慮19世紀晚期美國出現的嚴重的經濟社會問題，那麼，我們可以說美國的工業化模式是非常成功的了，正如布萊恩指出的，“正是由於同時享受了自由貿易（指美國國內的貿易自由、沒有地方保護）和保護關稅，才促成了美國史無前例的發展和驚人的繁榮”（轉引自福克納，1964：46），據此，我們可以把美國工業化模式的精髓概括為“對外保護主義、對內自由競爭”。

 

但是，如果考慮到19世紀晚期在美國出現的工人罷工浪潮、失業、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政府腐敗等使美國社會面臨嚴峻考驗的問題，那麼，這種工業化模式的成功就大打折扣了，利益和諧作為工業化的經濟意識形態基本上是失敗的。

 

從南北戰爭結束到美國工業化完成的30年（1865～1894）又被稱為“鍍金時代”，在這個時代“出現了放任主義經濟哲學的高峰……與高額的保護關稅相映照的政府的內政政策，主要是放任政策”（福克納，1964：45、74）。

 

無疑，自由競爭應該對這些嚴重的經濟社會問題負責。

 

那麼，共和黨人及其經濟理論家作為工業化經濟意識形態的代言人，對此應該負有多大責任和負有哪些責任呢？對於當代中國，我們從中又應該吸取哪些教訓呢？

 

首先，我們應該指出，19世紀的美國共和黨人一直都在強調政府要對經濟生活進行干預，但卻遭到主張自由放任的民主黨的阻撓。

 

在南北戰爭期間，由於民主黨占多數的南方地區退出美國國會，林肯政府通過了一系列對美國工業化成功至關重要的政策措施，被一些歷史學家稱為“林肯革命”。

 

南北戰爭結束後，“為了防止聯邦政府干涉南方事務，以民主黨人居多的南方地區，‘有限’政府的口號喊得最歡，反對聯邦政府干預經濟生活，限制聯邦政府的權力。……在19世紀晚期，民主黨與共和黨旗鼓相當，在總統和國會選舉中常常平分秋色”（韓啟明，2004：359），除了保護性關稅問題外，共和黨人在政府干預上的作為就大大地受到限制了。

 

其次，利益集團綁架政府，導致“利益和諧論”被束之高閣。

 

實質上，保護主義作為共和黨經濟意識形態和政治聯盟的基礎主要是為了保護民族工商業者的利益，同時讓勞工大眾分享工業化的成果，因此，保護主義需要“利益和諧論”作為補充。

 

南北戰爭後，保護主義獲得了美國人民較普遍的支援，在1865～1912年的12屆美國總統任期中，共和黨總統就占了九屆，這說明，（民族）工商業者和工人階級在國家利益上是一致的。

 

但是，工商業者在尋求政府通過對國際經濟的干預，把外國商品和外國直接投資拒之於門外的同時，又拒絕政府對國內經濟的干預，為了影響政府政策，工商業者利用其自身經濟優勢積極干預甚至控制政治。

 

例如，在1889～1893年共和黨總統哈里森執政期間，其內閣就被稱為“商人內閣”，聯邦參議院也被稱為“百萬富翁俱樂部”。

 

在這種情況下，資本家利益集團就極易綁架政府決策，工人階級的利益就會遭到嚴重侵犯，“利益和諧論”作為意識形態就難免被束之高閣。

 

這個教訓值得我國記取，例如要防止跨國公司利益集團通過賄賂、遊說和施壓綁架政府部門的決策。

 

再次，作為美國工業化意識形態的“利益和諧論”，在理論上存在著內在的缺陷。

 

為了降低利益衝突、彌合社會矛盾，強調社會各階級之間的利益和諧，其立意本身是不錯的，企圖通過技術創新等達到這個目標，在理論上也是成立的，但它忽視了利益和諧是不會自然出現的，只有在政府的正確干預下才能實現。

 

美國學派著名經濟學家凱利，堅信只要通過保護排斥了國外競爭，市場機制在國內就會帶來理想的結果，因而忽視了自由放任不僅帶不來反而會破壞利益和諧。

 

由於這種理論上的缺陷，凱利之後的第二代美國學派的許多代表人物，不贊成政府對工業壟斷或托拉斯進行管制，對如今習以為常的一些政府措施也持有否定態度，反對以西蒙?帕滕為代表的第三代美國學派對市場進行政府干預的主張，幾乎變成了被保護利益的辯護者。

 

而西蒙?帕滕等從德國留學回來的新一代美國學派經濟學家，深受德國歷史學派有關國家要引導和干預市場經濟的理論的影響，其理念基礎也與美國早期保護主義者更為相似。

 

他們將工業利潤視為提升社會整體地位的方法，而非僅僅增加實業家個人控制資本數量的手段。

 

但是，這一代美國學派已經喪失了對美國政治領導人的影響，雖然對1900～1917年的進步主義運動產生了重要影響，但已經很難被看作是其工業化時代的意識形態了。

 

美國“鍍金時代”給我們的教訓是，我國要建設和諧社會，如果不對“市場化改革”進行再改革，不對利益格局痛下決心進行調整，和諧社會作為意識形態就不能對解決日益加劇的社會矛盾起到根本性的作用。

 

參考文獻：

 

高柏，2008：《經濟意識形態與日本產業政策（1931～1965年的發展主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韓啟明，2004：《建設美國：美國工業革命時期經濟社會變遷及其啟示》，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

 

黃樹東，2009：《選擇和崛起：國家博弈下的中國危局》，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賈根良、束克東，2008：“19世紀的美國學派：經濟思想史所遺忘的學派”，《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8,9。

 

引用：http://tw.myblog.yahoo.com/jw!NHe2OIGTE0aCV39tHd0-/article?mid=447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