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習時我的理解是:
五十七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用合規矩的與合常理的管理或統理政府的團體,用極使用武器,用沒有變故得到時間裡面。
吾何以知其然哉?
我為什麼用或拿洞悉與了解那個如此這樣呢?
以此。
用這個。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時間裡面大部分禁戒因有所顧忌而隱避不說,但是百姓遍或滿不足或缺乏。
朝多利器,國家滋昏;
君王統治的時段過分與不必要銳用具,政府的團體引發或惹起 糊塗、不明事理。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有高度智慧和靈性的動物增加才能技藝精細的、高明的, 怪異、不尋常、少有的存在於天地間一切有形體的東西長出開始。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制度與律令指示長出明顯與顯著,竊盜財物的人增加存在。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所以品德崇高、通達事理的人說:我沒有做但是百姓起源的地方使改變,我喜歡無聲但是百姓起源的地方合規矩的、合常理的,我沒有所作所為但是百姓起源的地方豐厚、充足,我沒有願望或想得到滿足的意念但是百姓起源的地方本質與本性。
2012年07月31日19點,老師講述道德經第五十七章。
記錄老師的解釋為:
五十七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用合規矩與合常理的管理統理地區,用出人意表難以猜測功能與效果軍事,用沒有所作所為選擇所需時間裡面。
吾何以知其然哉?
我哪裡洞悉了解他這樣呢?
以此。
用這裡。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時間裡面過分與不必要顧忌而隱避不說,然而百姓更加生活窮困的;
朝多利器,國家滋昏;
君王統治不少銳用具,有土地、人民、主權、政府的團體引發糊塗不明事理;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每個人不少的手段虛偽不實,怪異不尋常與少有的存在於天地間一切有形體的東西引發;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制度與律令引發表露與宣揚,使壞作亂的人經常事實狀況的正面存在。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所以品德崇高通達事理的人說:「我沒有做然而百姓主動的使改變,我可以停止不動然而百姓主動的修改錯誤,我沒有所作所為然而百姓主動的豐厚與充足,我沒有願望想得到滿足的意念然而百姓主動的實在與不浮華。」
本章節提出了管理者正確的治國方法和天地運行的這套學術不適用於掌管生殺大權的管理者身上。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文章開頭說了一個管理者如果想引導自己所管理的地區能欣欣向榮發展需要具備三個要素:
一,用合規矩的與合常理的管理國家。
俗話說:國有國規,家有家規。
對於國家來說,制定一套合理的、能適應國家發展的制度,對整個國家的發展都有一定的作用。
人民才能按規矩行事,這樣社會才能安定發展,不會呈現雜亂無章。
二,要有遠大的目光來發展科技與提升文化程度。
一個國家的軍事國防力量一定要強大,才能保衛國家,保衛人民。
所謂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發展科技可以加強軍事能力。
同樣,科技也能帶來機械化的耕種,讓百姓加快富裕起來。
知識是展現力量的依據,只有全民提高教育水平,讓百姓擺脫文盲,提高文化層次,走向更高的文明社會。
三,管理者要有一顆為人民造福的心。
范仲淹《岳陽樓記》中「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他有一顆赤誠的愛國之心,為後人稱頌。
如果管理者能以這樣的心態管理地區,怎麼會有動盪不安的社會局面呢?
而如果管理者做任何事都有其目的,只為一己之私,那麼跟秦始王有何不一樣,動用大量的財力、物力、人力建造阿房宮、驪山墓及兵馬俑,陷百姓於水深火熱之中,最後落得秦無二世之下場。
為什麼作者洞悉了解這樣呢?
文章接下去舉了幾種社會上存在的情況: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上章節已經說過洞悉了解堪輿術的人不願意說清楚講明白,而且施行學術的人是非常謹慎的,所以大部分的百姓對學術是毫無所知,無法趨吉避凶,使得生活更加窮困。
「朝多利器,國家滋昏;」一個國家所制定的法律法規如果不能以民為本,當官的乘機收刮百姓而滿足自己私欲,行使權力逐漸形成慣性以後,便會更加肆無忌憚了。
如果天地運行的學術被管理者所應用,那麼後果將不堪設想。
試想,這樣的國家能好嗎?
人民能過好日子嗎?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人類本生攜帶的獸性本惡,喜歡賣弄的手段,引發一些所謂的奇蹟事情發生。
比如我們可見一些生活中,有人在大街上宣稱的治療百病的神奇藥及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新上市的各種產品,比如市場上曾經轟動一時的無油煙鍋,這些東西都是經過一段時間便被查出有問題而被禁止。
沒有被考驗過的物品,我們還是少拿自己當試驗品。
不是這個世界上的奇蹟多,而是自己的知識與判斷能力不足罷了。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不管一個國家一個地區制定的法律條文是如何,永遠也是無法杜絕有做亂使壞的人存在。
有如是漏網之魚防不勝防。
不管怎樣,法律條文還是要存在,它能告訴人們怎樣做是合法與不合法,明確規定懲罰與獎賞,這是大家執行的依據。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最後,作者提倡管理者要不斷的修正所制定的法律法規,以民為本,以切合當時的社會發展為基礎;在非常時期的時候要適當的放寬政策,使人民更迅速度過;管理者應端正自己品行,這樣才不會造就一些不良的社會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