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百科全書●宗教●蒙古佛教】

楊籍富

【中華百科全書●宗教●蒙古佛教】

 

蒙古人所接觸的佛教，一來自漢地；

 

一來自西藏。

 

其中，可能與漢地的佛教接觸在先，其主要人物在僧則是海雲法師，在俗則是居於宰相地位的耶律楚材。

 

佛祖歷代通載，海雲法師傳說：「丁未（西元一二四七年）貴由（定宗）皇帝即位（實為一二四六），頒詔命師統僧，賜白金萬兩…。」

 

又：「辛亥（一二五一）蒙哥（憲宗）皇帝即位，…命師復領天下僧事。」

 

而蒙古可汗們發生較大影響者為屬密宗的番僧那摩。

 

據元史鐵哥傳：「憲宗尊那摩為國師，授玉印，總天下釋教。」

 

後來，忽必烈奉蒙哥可汗之命，遠征大理，在六盤門遇八思巴喇嘛，可汗們皈依佛法。

 

據元史釋老傳，元世祖尊八思巴為國師，命制蒙古新字，字成上之…。

 

至元六年（一二六九），詔行於天下。

 

從此，蒙古佛教大興。

 

但自一三六八年，元順帝退居北徙，內部不和，明軍壓境，佛教亦衰。

 

十六世紀中，漠南土默特部阿勒坦汗西征藏土，使蒙古佛教再興。

 

一五七七年，可汗遣使西藏迎法主索諾木‧札木蘇（瑣南‧嘉錯）。

 

翌年，於青海湖濱行傳戒皈依，封以達賴喇嘛法號。

 

法師受封後就以第三世達賴喇嘛自稱。

 

他原本倡黃衣喇嘛宗喀巴大師之轉世第三世法身。

 

他為阿勒坦汗說皈依以後，即派呼圖克圖代表日己駐鍚於土默特首府（歸化城），嗣後即為蒙古佛教之中心。

 

三世達賴於一五八八年在內蒙古涅槃，四世法身卻轉生於阿坦汗之家。

 

於是蒙古王室與西藏佛教正統相結合，形成西藏與蒙古政教合一制度。

 

蒙古末年可汗林丹，推動大藏經翻譯工作，使蒙古在建築、繪畫，以及蒙古文字之流通具有深遠影響。

 

僧侶除誦經，禮佛之外，不服兵役，不從獵，不納稅，儼同貴族，使蒙古戰力、生產力大減。

 

但寺廟亦為信仰、文化、經濟、教育及醫療之中心。

 

蒙古寺廟可分五類：一、Sume：是寺廟之總稱；

 

二、Suriyen：意即僧院；

 

三、Khural：是經會之所，為小型寺廟；

 

四、Keid：即精舍，但有時亦可作寺廟之代稱；

 

五、Jise：是廟產管理所。

 

此外，還有稱「召」（Juu），如漢語之額爾德尼召，其大小不一，亦是一種寺廟。

 

庫倫大寺輒達僧眾萬人以上。

 

滿清統治之後，視佛教為治理蒙古之工具之一。

 

清高宗在御製喇嘛說中寫道：「設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

 

致使蒙古之經濟、政治陷衰退。

 

清末，內蒙古賓圖旗的郡王棍楚克蘇隆奏請「取締宗教，以祛迷信」。

 

民國十年，由於俄共之蠱惑，外蒙有革興與保守，反教與保教的對立，終於變成赤色政權。

 

一九二四年，佛教領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圓寂，佛教失去有力領導。

 

蒙共將當時反抗運動都歸咎佛教領袖。

 

除庫倫大寺岡丹與漠北額爾德尼召兩處外，其餘寺廟均遭殘破，僧侶被迫還俗，株連處死極眾。

 

但民眾心靈深處之信仰仍未消滅。

 

民國二十年，日本侵略東北，內蒙東部地區相繼淪陷，為迎合民眾信仰保護寺院舊制，唯未規定喇嘛不服兵役，蒙古僧侶既無特權，幼兒出家之僧侶則大減。

 

二十六年，日本進淪西部內蒙，圖以日本真言宗為基礎改革蒙古的佛教，為緩和蒙人之反感。

 

先以復古為手段，成立喇嘛印務處，管理宗教行政。

 

對僧侶推行考試制度，不及格者勒令還俗。

 

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之後，內蒙陷入中共統治，亦如內陸佛教消失殆盡。

 

唯蘇俄則一改其宗教政策，採取緩和態度，首先將已改為博物院的岡登大寺復其舊觀。

 

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大師圓寂，並未尋找他的化身坐，因之，只得找出一位舊日的堪布喇嘛來領導佛教活動，雖不及盛世萬分之一，已算有佛教活動了。

 

不久，又建立了黃教創始者宗喀巴大師的像供人膜拜。

 

亞洲佛教團體的集合，也常有蒙古代表參與。

 

民國六十九年春，十四世達賴喇嘛以佛教領袖身分訪問外蒙時，前去膜拜聽經的計達三萬之眾，可見其中還有不少青年信佛。

 

（札奇斯欽）

 

引用：http://ap6.pccu.edu.tw/Encyclopedia/data.asp?id=3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