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理學大師朱熹書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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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理學大師朱熹書法作品】

朱熹簡介: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號晦庵（又號稱晦翁），別稱紫陽。

 

祖籍徽州婺源（今屬江西），出生于南劍州尤溪（今福建尤溪縣）。

 

南宋儒家學者，中國古代最著名的哲學家、經學家之一，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南宋“閩學”的創始人。

 朱熹于宋高宗紹興十八年（1148）中進士，歷任泉州同安縣主簿，知南康軍、提舉漸東茶鹽公事、知漳州、知潭州、煥章閣待制兼侍講等職。

 

平生不喜爲官，“仕于外者僅九考（共九年），立于朝者四十日”（《宋無學案．元晦學案》上），一生主要的時間（約四十年）在福建講學。晚年捲入當時進行的政治鬥爭，被奪職罷祠，其學被定爲“僞學”，其人也被定爲“僞學首魁”，直到去世之時“罪名”尚未解除。

 

但朱熹死後不久，“黨禁”解弛，朱熹的地位開始日漸上升，最終成爲配享孔廟的“孔門十哲“之一，而其在歷代儒者中的地位及實際影響僅次于孔子和孟子。

 

其思想學說從元代開始成爲中國的官方哲學，不僅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傳統思想文化，而且還遠播海外，如李朝時期的朝鮮、德川時代的日本，“朱子學”在政治領域和思想文化領域都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産生相當大的影響。

朱熹幼承家學，其父朱松是楊時弟子羅從彥的門人，少時又師從屬于“洛學”一派的胡憲、劉勉之。

他早年爲學博雜，泛濫詞章，出入佛老，對各種學問有著極爲廣泛的興趣。

 

從二十四歲起，他受學于羅從彥門人延平李侗。才開始真正走上理學的發展道路。

 

在經過了長期的刻苦研究之後，朱熹終于成爲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影響最大的哲學家、經學家。

 

朱喜的學問淵博，于學無所不窺，在先秦諸子、佛道思想、史學文學、天文地理、文字音韵、訓詁考據、典章爾律等許多方面，都有相當深要入的研究及不小的成就。更重要的是，朱熹以繼承二程“洛學”爲己任，廣泛吸收了周敦頤、張載、邵雍等北宋理學家的思想養分，成爲理學的集大成者，他的學說構建起一個規模龐雜而又不失縝密精緻的思想體系。

 一、理氣論：朱熹認爲，宇宙萬物都是由“理”和“氣”兩方面構成的，氣是構成一切事物的材料，理是事物的本質和規律；在現實世界中，理、氣不能分離，但從本原上說，理先于氣而存在，這是客觀唯心主義的觀點。

 

由理氣論引申到理事論，朱熹進一步發揮了程頤關于理事的“休用一源，顯微無間”，認爲一切事物中都有理，理雖無形迹，但却包含了事物的本質及其發展的可能性。

 

朱熹又發揮了程頤關于“理一分殊”的思想，他把“理”之全體稱爲“太極”，這個太極就是一，是宇宙的本體；就每一事物來看，它們都完整地禀受了這個理（太極）作爲自己的本性，就像天上的月亮只有一個，却完整地映現在每條江河之上。

二、心性論：朱熹曾認真地研究了《中庸》關于“已發”、“未發”的思想，以及二程以來諸儒對此問題的討論，其觀點在四十歲前後有所不同，前期認爲“心爲已發，性爲未發”，這個思想是受到胡宏的影響；後期則修正了自己的觀點，認爲“已發”、“未發”指心理活動的不同階段或狀態，幷以“未發”爲性，“已發”爲情。

 

在心性論方面，朱熹提出重要的“心統性情”的理論，這是他對張載思想的發展，認爲性是心之體，情是心之用，心是包括體用的總體。

 

對“性”的概念，朱熹又區分了“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兩個層面，前者指人禀理而生、專以理而言、純粹至善的性；後者指人禀氣而有形的、有清濁偏正善惡的性，這是他對程頤思想的發展。在此基礎上，朱熹又提出了“道心”、“人心”的範疇，認爲道心即“天理”，惡的人心就是“人欲”。

 三、認識論：朱熹發揮了《大學》關于“格物致知”的思想，對“格物”的解釋，朱熹認爲，一是“即物”即接觸事物，二是“窮理”即研究物理，三是“至極”即窮理至其極；對“致知”的解釋，朱熹認爲是“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大學章句》），即擴展、充廣知識，致知是格物的目的和結果。

 

總的說來，朱熹的理論是對程頤“格物窮理”認識論的發展。朱熹爲了發揮其思想，提出《大學》篇中缺失對“格物致知”的解釋，于是他還專門作了《補格物致知傳》。

 

與認識論相關的，在知行觀上，朱熹提出了“知先行後”的觀點，認爲知的目的在行，即實地踐履，若想踐履，必須先知，不過朱熹也强調知和行不能偏廢，“知行學相須”；與傳統儒家的觀點一致,朱熹的知行觀主要强調的也是道德的踐履問題，而不是認識的來源問題。

 四、功夫論：在修養功夫方面，朱熹主張“主敬涵養”；他不僅發展了程頤“涵養須用敬”的思想，也吸收了程門弟子及他自己的修養體驗。

 

朱熹的“主敬”理論突出强調了“未發”，即人在無所思慮及情感未發生時，仍須保持一種收斂、謹畏和警覺的知覺狀態，最大程度地平靜思想和情緒，這樣就可以涵養一個人的德性,此外,朱熹也注意人在動的狀態中的“主敬”，這是貫穿于“未發”和“已發”、知和行的全過程。

 

而人們學習和道德修養的目的，朱熹認爲就在于“存天理，去人欲”，這一結論一方面有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意味，但另一方面，在倫理學上則有用理性原則來作爲社會普遍道德法則的意義。

在經學方面，朱熹有許多著作，如：《易》有《周易本義》、《易啓蒙學》、《蓍卦考誤》、《易傳》、《古易音訓》、《損益象說》、《易答問》、《朱文公易說》等；《書》有《書古經》、《書傳輯說》、《書說》、《文公書說》、《書經問答》等；《禮》有《儀禮經傳通解》、《儀禮經傳圖解》、《朱子井田譜》、《禮記辯》、《儀禮經傳通解續》、《朱子禮纂》等；《孝經》有《孝經刊誤》、《孝經存异》；《四書》有《四書集注》、《四書或問》、《論孟精義》、《中庸輯略》、《大學集傳》、《大學詳說》、《大學啓蒙》、《論語要義》（兩種）、《論語訓蒙口義》、《論語詳說》、《孟子集解》、《孟子問辨》、《四書音訓》等。以上還是不完整的統計，但僅從以上這個書目就足以說明朱熹在經學上的成就。

 

在這些著作中，影響最巨的無疑當推《四書集注》。

 

自元朝中期後，此書成爲科舉考試的標準解釋，一直到清末廢除科舉爲止。朱熹于《四書》幾乎用了他畢生的精力，他早年著力于《論語》、《孟子》，晚年尤工于《大學》、《中庸》，辨析毫厘，遠在《易本義》和《詩集傳》（這兩書了爲明清科舉功令）之上。

 

至于對《大學》分經傳、補“格致”，那是出于其經學中的“宋學”之主觀立場，此點雖有論辯之餘地，却也屬可以理解的舉措。

朱熹治經，既重漢唐注疏，又不一味推尊，其方法如其在《論語訓蒙口義》中所說的：“本之注疏以通訓詁，參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于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自義理之學興，學者多以爲得孔孟不傳之統，對漢儒經注頗爲鄙薄，朱熹認爲這是不恰當的。

 

所以，他努力把訓詁與義理結合起來，這是朱熹對經學的一大貢獻。

 

正如錢穆指出的：“朱子于經學，雖主以漢唐古注疏爲主，亦采北宋諸儒，又采及理學家言，幷又采及南宋與朱子同時之人。

 

其意實欲融貫古今，匯納群流，采擷英華，釀制新實。

 

此其氣魄之偉大，局度之寬宏，在儒學傳統中，惟鄭玄堪在伯仲之列。惟兩人時代不同，朱子又後鄭玄一午年，學術思想之遞衍，積愈厚而變益新。

 

朱子不僅欲創造出一番新經學，實欲發展出一番新理學。經學與理學相結合，又增之以百家文史之學。”（《朱子新學案》）

朱熹一生著述極豐，是中國歷史上著作最多的儒家學者之一，《宋史．藝文志》中著錄者有四十餘種，未著錄的尚有二十餘種，另外由其弟子或後人編纂的著作也有二十餘種。

 

全祖望在《宋元學案》中稱他“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矣”，幷非溢美之虛語。朱熹著作中最重要、最有影響的，除《四書集注》外，當推《朱文公文集》、《朱子語類》、《朱子家禮》。

 朱熹也善書法，名重一時。明陶宗儀《書史會要》雲：“朱子繼續道統、優入聖域，而于翰墨亦工。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筆即沉著典雅，雖片嫌寸楮，人爭珍秘。”

朱熹書法作品欣賞:

 

《城南唱和詩卷》

《城南唱和詩卷》朱熹書，紙本，縱３1．5厘米，橫275．5厘米。

 

帖凡64行，共462字，首題“奉同敬夫兄城南之作”，末款“熹再拜”，鈐白文“朱熹之印”。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此詩卷是朱熹爲和張（木式）城南詩20首所作。

 

張（木式），字敬夫，號軒，張浚之子、宋代著名學者。

 

居譚州(今長沙)。

 

構城南書院，城南有風景20處、故題詩20首。

 

朱孝宗乾道三年(公元１１67年)八月，朱熹與張南軒游城市諸勝景，和南軒二十咏。

 

時年朱熹38歲，此詩卷書寫年代則較晚。此卷書法筆墨精妙，蕭散簡遠，筆意從容，靈活自然，爲朱熹傳世佳作。

 

明陸簡《朱熹城甫唱和詩帖跋》雲：“紫陽夫子平生講道之功日不暇給，而于辭翰游戲之事亦往柱精詣絕人。

 

評書家謂其書郁有道義之氣、固耳。”

 

 

書易系辭／册 紙本／共14開 臺北故宮博物館均縱 36.5 公分　橫 61.8 公分

《書易系辭》，紙本，全册共十四開，一百零二字，均縱 36.5 公分，橫 61.8 公分，是朱熹存世僅見的大字真迹。每行僅書寫二字，內容爲《易經•系辭》的節句。

 

筆力淩厲豪勁，墨色黝黑，顯得格外精神奕奕。

 

古代許多書法家是不善于寫大字的，但這恰恰是朱熹的擅長，所以他的大行書遠遠勝過小行書。

 

作品有朱熹名款及“定靜堂”印記，爲林宗毅先生所藏，後捐贈與臺北博物館。

 

 

致教授學士尺牘　册 紙　草書 33.1 x 29.3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朱熹《致教授學士尺牘》，紙本，草書，33.1 x 29.3cm。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這幅“教授學士”尺牘，是以行草書成。

 

紹熙五年（1194），朱熹六十五歲時，辭知潭州（今湖南長沙）任的時候所寫。

 

這幅尺牘中，朱熹的起筆多側峰斜出，行筆迅速，轉折自然，雖無意于求工，但點劃波磔，無一不合傳統書法的法度。

 

 

書翰文稿

朱熹《書翰文稿 》，行草書。

 

信札二幅，縱33.5厘米，橫34厘米和縱33.5厘米，橫45.3厘米。

 

凡60行，後有元、明兩代共11家的題識跋浯，內容包括朱畫象像。

 

明王鏊《震澤集》雲：“晦翁書筆勢迅疾，曾無意于求工，而尋其點畫波磔，無一不合書家矩蠖，豈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耶。”

 

 

二月十一日帖

 

引自：http://www.sj33.cn/ys/sfys/200611/1044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