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百科全書●歷史文物●青銅器】

楊籍富

【中華百科全書●歷史文物●青銅器】

 

一、青銅器演進依據考古家所供給我們的資料，而知道中國青銅器時代的開始，便是中國有史時代的開始，那是由於在河南安陽殷墟出土了大量的紋飾青銅器，和大量的文字甲骨來證實的。

 

因為前此的能山文化物裏沒有青銅器，也沒有文字出現。

 

後來，早於殷墟的鄭州二里岡文化遺存裏，在大量的陶器外，發現了極少數的銅質鏃、、刀、筒狀器；

 

此外，在鄭州南關外和紫荊山北，都發現過早期的鑄銅遺跡，因為下限不明，祗認為是先殷時代的商代前期的銅器；

 

文字方面也僅發現一兩片晚期的刻字骨。

 

因此，中國的有史時代和銅器時代的開始，都還是很蒙昧，有待於將來的發掘證明。

 

從殷墟出土的青銅器來看，而斷定為青銅器的極盛時期，則是無可懷疑的。

 

殷墟是盤庚遷殷的都城，遷殷是在民國紀元前三二九九年，也就是西元前一三八八年。

 

或先殷的青銅器能成立，那較之西元前三千年的埃及，和西元前二千五百年的古希臘等地區的青銅器時代的開始，當然還是晚了若干世紀。

 

但是，中國青銅器卻是後起之秀，為中國有史時代的文化產物。

 

不僅在中國古物中處於崇高的地位，就是在世界各國的古銅器中，仍屬出類拔萃的物品。

 

由於商代的青銅器，是以禮儀為中心，無論是形制、紋制、用途各方面，都通達乎倫理，而具備了道器並重的功能。

 

到了周代，更以禮樂器為中心，倫理觀念尤為擴張，強調道器並重的功能，益形顯著。

 

這些都是超乎各國青銅器功能之上，而為世界歷史家所公認的。

 

被認為先殷時代的鄭州二里岡文化類型（包括湖北黃陂盤龍鎮出土物）的遺物中，有些青銅質的容器，多為平底、質薄、紋飾粗疏，數量既少，器類也很簡單，均係模擬史前圓身的陶器而作成的；

 

殷墟也發現過少數同類型的銅器。

 

安陽殷墟，為盤庚遷殷後二百七十三年的都城；

 

那裏有小屯的遺址和侯家莊的墓葬，出土的遺葬物中，以青銅器為特別發展，且多用作為禮儀用的；

 

形制除倣製史前圓身陶器外，晚期的卻倣木器而發展一些方形器。

 

至若造型的典雅、敦厚，紋飾的精美、莊嚴，不僅為商代後期放一異彩，而且是後世青銅器所莫可追及的。

 

中國有史文化發展，是在黃河流域的黃土地帶，就是所謂「中原」地區為中心，再發展到其他地區。

 

周族的發祥地，是在黃河支流的渭河流域，而西安則是西周都城豐、鎬的所在。

 

北帶黃河的洛邑，則為東遷後的都城，這一帶中原地區，歷代出土的周代早期和晚期的青銅器很多。

 

這些青銅器因有了禮樂制度的建立，和道統的風俗習慣的形成，款識跟著更為發展，乃開冊命、功、紀事等的端倪。

 

因此，遺留到現在的都是一些典章文物的重器，也就是一代道統的禮樂器，為後來世世代代所尊崇和襲用的。

 

春秋一詞，雖借自歷史上的稱呼，而青銅器也有其時代性，惟開始則提早於平王東遷的西元前七七○年，終於前四八一年。

 

因傳世器與出土器的互證，春秋時代仍可分為前、中、後三期，每期相當於一百年左右。

 

前期以陝縣上村嶺虢國墓出土器為主，形制有些是以前的遺留，有的則已改變，紋飾則腹帶突出加強，但鑄製則較為粗劣。

 

中期前半期以洛陽中州路二四一五號墓出土物為準則，形器和無足簋，為新出現者。

 

S形龍有舌下垂，另有小渦紋配置在三角形內或帶形飾內；

 

中期後半期以洛陽中州路二、六、十二號三墓，山西曲沃侯馬上馬村十三號墓，和新鄭盜翻墓出土物為準則，彼此間都有平行關係，前期的形制更為加強，既盛行細蟠螭紋大面的發展，又發展粗疏蟠螭紋的腹飾。

 

春秋後期前半期以洛陽中州路東周第三期為準則，與前期新鄭器有相似處，與唐山賈各莊器有平行關係，都是以C形蟠轉，垂舌小龍為特徵，賈各莊另有線刻動物紋，嵌紅銅狩獵紋是這時期的發現；

 

後半期以洛陽中州路、東州路第四期器為準則，S字渦形雷紋普遍發展在蟠龍紋身上。

 

戰國前期以長治分水嶺出土器為準測，形制和紋飾都在前期發現過；

 

中期多屬兵器，另有壽縣出土的鄂君啟節；

 

後期銅禮器漸少，陶、漆盛行，少數青銅器也就用於尋常器，則是商周青銅器的尾聲。

 

二、青銅器品類商代的青銅容器，是沿襲自史前陶器，如鬲、鼎、甗、尊等是；

 

青銅兵器，是沿襲自史前的石器，如斧、戈、鏃等是；

 

這些形制，都是由簡單的輪廓，發展到多方面的。

 

其重要的原因，是由於人文的進步，和合金鑄冶技術的成熟。

 

有人曾經做過一些定量的分析測定，結果發現商殷早期的青銅器，在銅與錫的含量上有所差別。

 

早期的一件尊，經分析：銅占百分之九一‧二九，錫占百分之七‧一，鉛占百分之一．一二；

 

晚期的一件鼎，經分析：銅占百分之八四‧七七，錫占百分之一一．六四，鉛占百分之二‧七九。

 

由此可知，晚期對銅錫的比例，有了更良好的配合，大體合於後世考工記所總結的「六分其金，而錫居一」的所謂鐘鼎之劑。

 

傳世的商周青銅器，除兵器、車器等外，是以禮樂器為多，其中的鼎和鐘，占有很重要的部分。

 

這是說明了銅器在當時，具有化的功能，被尊為重器，王室所倡，士大夫遵循，自是盛極一時。

 

至若設計的周密，形制的莊重，雕刻的精美，鑄冶的熟練，也都達於最高。

 

因此，無論從實用、藝術、政治、民俗等觀點來觀察，都是道與器融合的品物。

 

載籍所傳的傳國寶物，所謂定鼎、遷鼎、問鼎等這些以德保有的故事，雖則至今沒有發現這些鼎，但卻盛傳於上古史裏。

 

就是在後世偶或遇到有些出土的青銅器，乃被認為是祥瑞，甚至因之改元，至少也要紀之於史冊。

 

傳世的青銅器，是以禮樂器為多。

 

清龔自珍在說宗彝裏，論到古代禮樂器的功用，為：祭、養、享、藏、陳、好、征、旌、約劑、分、賂、獻、媵、服、抱、殉、樂、儆、瑞命等十九事。

 

這些大都不會在商殷時代，因為最初主要的是為祭和殉；

 

直到西周中期，纔由瑞命、養、享等擴充到各方面的用途。

 

就商周重要的青銅器，在使用上來區分，可別為食器、酒器、雜器、樂器、兵器五類；

 

食器、酒器、雜器，歷來都通稱之為禮器，而禮器差不多都可以歸入容器一門，至若兵器，在商殷時代除了少數專為儀仗與殉葬製成的禮器外，在殷墟大都被發現在沒有人骨的灰坑中。

 

換言之，兵器大都為征伐用具。

 

食器包括烹飪器與盛器；

 

前者有鼎、鬲、甗等，都是具有三足或四足，足間可置薪。

 

後者有簋、豆、簠、等，大都有耳、蓋、圈足；

 

此外，尚有俎、匕，俎用以切肉，匕則用以取食及汁。

 

酒器包括容器、溫器、飲器三類：飲器有爵、角、斝、觚、觶等，觚、觶為圈足，爵、角、斝為三足，故三足器又是溫器；

 

容器有盉、尊、方彝、卣、觥、壺、罍、等，尊等都是圈足，僅盉為三足或四足，故盉又是溫器，另傅還是調和器。

 

此外，勺為取酒器，禁為放置酒具者。

 

樂器重要者有鉦、鈴、鎛鐘等，因大小、懸執及用途而異。

 

兵器重要者有：鑿兵的斧、刺兵的矛、勾兵的戈和戟、短兵的刀，射遠兵的矢鏃等。

 

各時代各器類的消長，關係於當時的習尚。

 

食器的鼎和簋在全期盛行而不衰，不僅出土數量多，形制也很多。

 

尤其是鼎，在史前便已形成，歷春秋戰國以迄漢仍很盛行。

 

簋則晚至商代晚期始發現，西周晚期漸次衰落，至春秋戰國則以敦和豆來代替了。

 

甗和鬲，雖也通行於商周，但不如鼎和簋出土的普遍。

 

盛食物的豆，史前陶器中便已產生，而在商周，也還是發現陶質的，直到春秋早期，上村嶺纔發現銅豆。

 

盛食物的簠和，是簋的變形，都是在西周晚期始發現。

 

酒器大都盛行商和周初。

 

壺與盉則全期盛行，以至戰國。

 

方彝、爵、斝、觚、觶等酒器，僅在商代晚至西周初期盛行，以後則少見。

 

盛酒器的罍、尊、卣、觥，也祇盛行於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

 

雜器的盤，由早期以及晚期，全期通行；

 

盂則僅在商代晚期的侯家莊，西周初期的凌源，西周中期的屯溪等出土過，為數不多。

 

匜的出現也很晚，在西周晚期的齊家村的窖穴裏始被發現，直到春秋以後纔盛行。

 

樂器的鉦在商代晚期，發現得很多，以後就沒有這類樂器。

 

鐘發現最早的為西周中期普渡村長墓的一組三件四的甬鐘，以後由西周晚期以迄春秋戰國，都頗盛行。

 

到了戰國，一些奩、鏡、爐、鐙、帶等用品盛行，則已是禮樂器的結束期了。

 

三、青翻器花紋商殷離原始的遊牧生活，雖已很遠，但一些原始的圖騰文化，依然有部分遺留而賡續著，除象形文字以外，紋飾的取材，一部分是寫實的鳥獸，一部分是象徵的鳥獸；

 

甚至人的形像，也被採取；

 

正所謂「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了。

 

這種裝飾手段，把原始的圖騰藝術，漸次蛻變，已經是高度的發展，經過悟性和理智的一再整理和改進，成功了這些高尚的禮樂器的紋飾。

 

紋飾的製作過程，是否以陶質的、石質的、牙質的、木質的為母型，無從臆揣，祇是在殷墟卻同時發現這些物質相似的紋飾物，至少相互間是有關聯的。

 

以「近取諸身」來說，殷商以人面來作紋飾，是有些例子，如殷墟出土的銅人面，是一具接近寫實的飾物；

 

人面蛇身盉的人面蓋，則略具裝飾意味；

 

湖南寧湘縣出土的人面紋方鼎上的花紋，則稍帶地域性的風格；

 

乳虎卣上飾人身，卻又近寫實了。

 

段商青銅器的花紋，大都以饕餮紋為主，夔、鳳、蟬等紋為配置，雲雷紋為襯托的地紋；

 

這就是以天象為反映，取自然的物象，加以整理的圖案化。

 

紋樣多華麗而凝重，因器形廣狹或曲直，布局則力求均勻與適合，單位多屬一元化；

 

這種莊重、強勁的花紋，在商末已經達到了登造極的頂點。

 

饕餮紋，固為多種象徵的獸顏面，演變成為龍首；

 

但在商周，也還有寫實地採用為紋飾，如殷墟出土的牛鼎和鹿鼎上的花紋，就是以牛和鹿為雕刻，不是象徵的饕餮紋。

 

鳥獸尊也是取鳥獸的全部形態為器形；

 

此外，如兕觥、獸形器，是局部的或抽象的採為器形或紋飾。

 

至於採用蛇體為龍身，則是用以裝飾器身和盤心，適應蟠轉和團的格局，意匠頗為高深。

 

西周早期的開始，一切都是承襲殷商，紋飾雖很少變化，但已凝結成正宗的典型；

 

既莊重而復纖巧，含理智又具感情。

 

有人說：這便是周禮與詩經的合流。

 

西周中期，夔鳳紋漸代饕餮紋為主，如凌源出土諸器是。

 

西周中期以迄晚期，製器多為冊命和攻伐，乃重銘文而疏於紋飾，如是紋飾多粗略、簡化，饕餮紋已不多見，夔、龍、鳳都已變體為竊曲、蟠等紋，而瓦紋、鱗紋等單位都改變為主紋了。

 

此外，地域性的乳格紋、夔紋等還能採用早期的紋飾原素而簡化製成，雖無前此的精美和典雅，但局部仍保持原始形態的遺跡。

 

春秋前期虢國墓青銅器的花紋，仍多以前期的竊曲紋、山紋、鱗紋來加強，如以前腹上弦紋以上的鱗紋，這期已多用作弦紋下累積平列一排至三排；

 

更有由竊曲紋演變為蟠螭紋的萌芽。

 

春秋中期前半期洛陽中州路二四一五號墓出土的青銅器，成組的紋飾，有保持竊曲紋狀的鼎；

 

更有由竊曲紋演變蟠螭紋的S形吐舌紋，如盤、敦、舟的帶狀紋，則是簡單的渦紋與S紋相配合，為蟠螭紋的雛形底紋；

 

更於帶形飾上或下飾以三角紋一列，紋內各綴以三旋轉的渦紋，是商代圓渦紋的復活，也是以後三角蟠螭紋的初稿。

 

春秋中期後半期的洛陽中州路墓葬等處的青銅器紋飾，既盛行細密的蟠螭紋的大面積的發展，又發展粗疏蟠螭紋的腹飾；

 

前代的一些三角形的渦紋飾，已演變為盾形紋或葉形飾，渦紋也已由雙的蟠螭紋所代替。

 

春秋後期前半期的洛陽中州路一一五號墓所出土的鼎和匜，都有G形伸舌蟠螭紋排列；

 

百家村五七號墓出土的，腹飾有細羽紋地的星點紋，過去名為星紋；

 

安徽壽縣蔡侯墓的青銅器，也有些這種紋飾；

 

其實這種紋，不管被稱為星、粟、羽，或是穀，應認為是蟠螭紋的演變，蔡侯墓中器，還有些鑲嵌紅銅的動物紋；

 

同時代賈各莊的青銅壺也是嵌紅銅的，不過紋飾為狩獵。

 

由此可知嵌紅銅的工藝，是在春秋後期興起的。

 

春秋後期後半期的洛陽中州路二七一七號墓出土的鼎、器蓋都有細密S字狀渦紋，作獸形蟠轉，舊名獸帶紋，其實仍是蟠螭紋的另一方式；

 

獸身滿刻細線雷紋，極為精巧。

 

同期山彪鎮一號墓出土了紅銅鑲嵌戰紋畫象鑑，輝縣琉璃閣五七號墓出土了狩獵畫象鈁，係版畫版凸刻；

 

這些都把從前認為戰國的紋飾提前到春秋後期。

 

戰國前期除了保持春秋後期的紋飾，略加變化外，直到後期又生產了在青銅器表塗金和刻畫花紋的鎏金和刻紋的新工藝，如金村所出，都是些行雲流水般的動律紋飾，那是和漆繪相呼應的。

 

（譚旦冏）

 

引用：http://ap6.pccu.edu.tw/Encyclopedia/data.asp?id=10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