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時期的地理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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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時期的地理知識】

 

明代是中西曆法的一個過渡時期，自朱元璋渡江後自立為王，於西元1364年召劉基造「大統曆」，又於洪武十五年（西元1382年）譯回回曆。

 
回回曆法為西域默狄納國王馬哈麻所作，明一代實際上只用這兩種曆法。

 
朱元璋是出生於極度貧苦的農家，父母皆死於瘟疫，他以一個孤兒流浪他鄉，之後投入郭子興帳下，東征西討，以一介農民竟成為開國皇帝，在其謀士當中，劉基精通天文星象之學，在朱元璋手下，運籌帷幄，每次出兵征伐出謀劃策，預測成敗。

 
在元朝末年的至正二十一年，朱元璋準備進攻九江地區的割據勢力陳友諒。

 
事前詢問劉基，此行成敗如何？

 
劉基說：「現在的星象金星在前，火星在後，這是天命，王此次出車必將獲勝。」

 
朱元璋一舉攻占陳的江州。

其後朱元璋又出兵進攻陳友諒，西元1364年雙方大軍激戰於鄱陽湖，僵持不下。

 
劉基建議朱軍稍向後退，移軍湖口，扼住陳軍出路，然後等到金木相犯之日，再與陳軍決戰。

 
因為從星象上看，朱軍屬金，陳軍屬木，在金木相犯之日決戰，就能借助天上金氣的強盛，一舉戰勝屬木陳軍。

 
朱元璋依計布置，果然大獲全勝，一舉消滅了陳軍。

 
陳友諒在戰鬥正酣時，從船艙中偶爾探頭出來，竟被流箭射死。

 
朱元璋更加佩服劉基的奇術，任命他為太史令，專門負責天文星象之事。
 

中國的曆法是中國古代天文學的主要部分，朝代的更迭，常將曆法的制定列為國家大事，所以民間私自造曆會被認定為是有造反的嫌疑，在明以前，朝廷雖然都禁止民間私習天文，卻從未禁止過私習曆法，對於天文學的發展並不會造成很大的阻礙。

 
不過，到了明代，統治者對於天文曆法採取了極為嚴厲的政策，不但禁止民間私習天文，而且還禁止民間私習曆法，使得天文學的發展產生嚴重的長期性停滯，漸趨為衰落。

 
明人在《野護編》中記載：「國初學天文有厲禁，習曆者遣戍，造曆者殊死。」

 
如此嚴重的摧殘了民間對天文曆法的研究，至明孝宗（西元1488～1505年）弛其禁，且命徵山林隱逸能通曆學者以備其選，而卒無應者。

 
甚至於至晚明官吏邢雲路上書請求改曆，還被欽天監的官員攻擊他私習曆法。

 
此外，少數在欽天監涉足天文曆法的官員，多趨保守，因循守舊，久而久之，以訛傳訛，之間或有改革曆法的論述，亦無真知灼見之識。曆法在民間幾成絕學。

到了明萬曆六年（西元1587年）張居正的改革，重新測量全國的土地，實施「計畝徵銀」，同時進行「厚農而資商」、「厚商而資農」政策，在發展農業的同時也能兼顧及發展工商業，使我國的科學技術方面出現了新的高潮，國初的禁令已經鬆弛，人們也認為曆法有改革的需要，因而推動了人們對於天文學的研究興趣，如朱載堉先後獻上《聖壽萬年曆》和《黃鐘曆》，這些著作都是對舊說的總結，有些部分也作了改進修正和批評。

萬曆二十年（西元1592年）五月甲戌夜月食，欽天監的算法誤差一天，萬曆三十八年（西元1610年）十一月壬寅日食，欽天監的算法又誤差很大，兩次失誤激起人們對欽天監和大統曆的強烈批評，朝野人士發動兩次的改曆運動，卻都因為政府的因循守舊，沒有實現。

 
崇禎二年五月乙酉朔（西元1629年6月21日）日食， 欽天監預報又發生錯誤，於是改曆之議復起。

 
從明朝開國到萬曆年間二百多年以來，曾經發生不少次大統曆預報天象與事實不合的情形，而曆法的改革始終沒有進行。

耶穌傳教士的東來

 
而在此時當人們漸漸的從二百多年的迷蒙中覺醒過來，開始去發掘傳統的天文曆法的時候，也就隨著耶穌傳教士的東來，傳入了西方的天文知識，開始了兩個不同體系的天文曆法互相融合，西法的傳入使我國的天文學體系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產生了中西合璧的產物。

 
先是以徐光啟為首的一批學者，崇尚西法，於崇禎二年九月受命領導修曆的工作，至崇禎七年十一月《崇禎曆書》編纂完成，此書採用幾何學、球面和平面三角學，引進明確的地球概念、經緯度以及有關的測定和計算方法，精確的天文數據，對西法作了有系統的介紹。

天文學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含蘊了極為廣大的概念，天不只是自然界的變化而已，還含蓋有天命與天意，天是被人格化的，這個思想普遍的深入名階層人士當中，此類的例子在古代的典故中隨處可見，尤其是統治者階層最注意天命的轉移變化。

 
這也是儒家政治理論上的重要部分。日、月、五星和恆星間的天象變化，被認為是上天的感應，而上天的這些反應是與古人的修身、修德以及為政者的德行。

 
天意必然是以道德至上，故賞善而罰惡，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必失天下，天象之吉凶是對人間政治修明與否的對應。

為政者若不修德，政治上的微小疏失，則上天始呈現種種不吉的天象以示警，若為政者暴虐無道、無德，又不能改惡修善，則天必降罰，亦即政權轉移，改朝換代。

如歷史上的「文景之治」，已經足以為後人所稱道的楷模，而漢文帝在天象呈現日食之時，仍然相信是上天對他的政治不夠修明所呈現的警示，因而詔示天下，請臣民指出他施政上的缺點過失。

 
《漢書》記載漢文帝「日食求言詔」中云：

 
「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疢以戒不治。

 
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謫見于天，疢孰大焉！

 
朕獲保宗廟，以微渺之身託 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

 
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

 
今至，其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 」

 
日食既然為上天示警之凶兆，此一觀念普遍獲得人們的信仰，尤為知識份子所堅信，於是自天子以至於臣民自然不能束手以待，必然要採取挽救的措施，以「回轉天心」。

 
在天子，有撤樂、素服、齋戒、實行仁政、大赦天下等措施，在臣民則有舉行極為隆重的禳救儀式，特別是《晉書》所載，為日食而進行的禳救活動非常的盛大隆重，而且不止是在京城如此，在地方也要舉行，這樣的龐大活動在日食發生的三日前就須要進行安排，以便將活動的訊息傳達到各地，所以在古人的心目中，預報日月交食等天象的變化，朝廷非常重視，列為重大的事務。

 
占星術對於中國古代文學仍有一定程度的和不同形式的影響，這是無庸諱言的。

由於占星術具有神秘而深奧的外衣，故從原始社會開始，直到明清時期，中國天文學一直都是與占星術兩者密不可分。

中國歷史上戰爭頻繁，故占星術把兵事視為災禍之一。

 
軍事家們又常利用占星術的知識分析敵我形勢，預測關於勝負的因素。

 
因此占星術又與軍事學和戰爭活動形成不解之緣。

 
根據歷史事例帝王舉行重大軍事行動時，往往要諮詢精於天文占星術的專家提供意見，歷代天文志中記載的占星術關於星象變異與戰爭活動的占測解釋，就更不計其數，亦可看作天文占星與歷史上的戰爭活動的密切關係。

 
司馬遷所作的史學巨著《史記》，是要能通古今之變，窮究天人之際，在其中有專述天文占星的《天官書》，在古代文史、星曆不分家的傳統背景之下，《天官書》之作亦絕非偶然的，此篇又是對先秦以來天文占星的著作方面作了一個精到的總結，同時為正史之天文志體例開立先端。

 
《史記‧天官書》中說：「秦始皇時，十五年之間四吹出現彗星，時間久者達八十天，彗星長的甚至橫貫整個天空。

 
於是其後秦興兵消滅六國，外攘四夷．死者如亂麻，導致陳勝吳廣起兵，天下在三十年之間，兵相駘藉，不可勝數。

 
自蚩尤以來，未嘗若斯也。」

 
這一場空前的戰亂屠殺，便與彗星出現有關。

 
在占星術上，彗星主除舊佈新．兵事大起。

 
故司馬遷將它與戰亂聯繫在一起做為說明。

 
凡司馬遷當時所見的征伐戰爭，無不以星象變異說明之，足見占星術與戰爭關係之深。

 
其後諸史天文志對歷代戰爭，皆沿襲此例，以星象異變說明之。

 
至此，就可以了解古代曆法為何要致力於精確的日月食預測，以及天文異象等等的觀測。

 
為了探求這種天人的關係而努力不已。

先民在適應其生活環境和農業生產的方式，在現實的生活當中，將萬物的生存與發展變化，包括人事方面的聯繫和彼此之間的感應關係，看成是相互之間有關聯和平衡的作用，這種思惟觀念在中國數千年來綿延不斷的一直接續著，深深的滲入社會名階層，所發展出的宇宙觀和人生觀的思惟模式。

 
「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

 
類此以推演、寓理，建立出一套具體的理論方法，許多是象徵著隱喻的成分在內，同時還具有道德上的規範和美學的意義，當然其中有一小部分似乎是牽強附會的，或有參雜神權統治的思想，忽略了細密的邏輯分析，特別是科學上的實證，不過，由學術上的研究以及實踐其理論証明，這些理論方式典型仍然具有其非常顯著的優點，代表古代人們最為珍貴的智慧結晶。

 
長期的歷史經驗，古代先民已覺察到，「山川自然之情，造化之妙，非人力所能為。」

出自《葬經翼》，如鯀以圍堵法治水失敗，禹以疏導法治水成功等等的歷史經驗，面對自然界的運作機制，形成了順應天道自然的天人合一思想。

《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天地人三才必需能諧調與合一，成為一致的行為準則，來規範人倫道德和社會秩序的原則，天時、地利、人和三者的觀念緊密的聯繫在一起，強調人與天地自然的和諧統一，人生的許多現象運作，如君臣、父子、夫婦、仁義道德各種社會關係與行為規則，乃至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形而上的玄秘學說等，無不與天地萬物陰陽五行的理、象、數互相的關聯對應著。

 
堪輿學說體系就是在這種架構之下所成立。

 
堪輿學說根據陰陽、五行、天象、地勢等來考慮的，是中國天人感應的哲學觀念，更重要的是其自然觀、環境觀、審美的藝術觀及許多符合科學的內涵，如地理學、地形學、地質學、氣象學、生態學、建築學等等，充分的反映出中國文化的特色。

 
明代永樂年間，仍有和尚或道士參與堪輿之術，在這之後，就少有方外之士堂而煌之的來討論堪輿。

 
僧道退出堪輿以後，形成儒學文士的參與，文人有許多只是在理論當中鑽研，缺乏實際層面的考據，於是產生一些文人理論式的堪輿，各種的五行、正五行、三合雙山五行、洪範五行，以及各派間雜之九星、六十四卦等，互相雜陳其間，理氣之說也形成諸家紛歧的困擾。

 
諸如羅經的將周天三百六十度劃分成二十四山，所謂一卦管三山，每山十五度，就是：

 
乾－戌乾亥。

 
坎－壬子癸。

 
艮－丑艮寅。

震－甲卯乙。

 
巽－辰巽巳。

 
離－丙午丁。

 
坤－未坤申。

 
兌－庚酉辛。

正五行
  

此乃「八卦」干支之五行。

   
亥壬子癸－屬水。

   
寅甲卯乙巽－屬木。

   
巳丙午丁－屬火。

   
申庚酉辛－屬金。

   
辰戌丑未坤艮－屬土。

 
中針雙山五行

內盤為正針，中盤為中針，比正針而右半位。

 
雙取者，就走雙五行，以[以三合論之。

 
地理家，以正針來格龍，中針來消砂。

又有以人盤中針消砂，以坐山星宿五行對照特起山峰之星宿五行，分別生、旺、奴、殺、洩五砂。

 
相傳為賴布衣所創，消砂歌云：

 
「乾坤艮巽是木邦，寅申巳亥水神當，甲庚丙壬其是火，子午卯酉火依相，辰戌丑未金為局，乙辛丁癸土相傷。

 
生我食神居兩榜，比和人財發科場，我剋是財為儲奴，剋我七殺最難當，洩我文章窮到底，女邊功名富又強。」

 
賴布衣撥砂法是以人盤（中針）為主，看坐山是何五行，於穴之中心，測量穴場四周，取最高大、最近、形狀最特出的山峰，看它位於何方位，屬何五行。

 
以坐山為「我」，與之較量相互之間的五行：它生我為生（食神），我生它為洩，它剋我為煞（七殺），我剋它為奴（妻財），我與它同為旺（此肩）。

 
生、旺、奴為吉砂，宜端正秀麗高起，照穴有情，而不逼迫、破損、歪斜、形惡。

 
洩、煞為凶砂，凶方宜低平，不可有高大之山峰或電塔來剋。

 
撥砂法唐丘延翰、宋辜託長老、賴布衣、清張九儀皆用之。

 
現在一般所用的羅經，不管是三合盤或三元盤，上面所刻的二十八宿度，仍是宋朝的開禧度或清朝的時憲度。

 
撥砂法之五行，係自恒星二十八宿之宿度五行而來，而天上恒星隨年代之變遷，因「歲差」之偏移，有所變動，唐宋距今近千年，宿度與坐山宮度之五行已不相符，由於歲差的關係，恒星並非萬古不變，二十八宿度是逐年偏移的。

 
而恒星歲差之推算法，自古不一，據最新之天文資料計算， 自西元一九○○年至二○○○年，每年之黃經歲差為五十秒二七，約七十二年差一度。

 
照此而推，開禧度距今約八百年，差之遠矣，時憲度距今二百年以上，亦有所偏差。

 
為地師者仍依古代宿度以撥砂，由於宿度已偏移，禍福當然亦有不準。

 
於現代使用「撥砂法」，應使用修正歲差後的正確宿度五行。

    
縫針三合五行

    
坤壬乙申子辰－合水局。

    
乾甲丁亥卯未－合木局。

    
艮寅丙午辛戍－合火局。

    
巽已庚酉癸丑－合金局。

     
洪範五行

     
甲寅辰巽戌坎辛甲－屬水。

     
離壬丙乙－屬火。
    

震艮巳－屬木。

     
乾亥兌丁－屬金。

     
丑癸坤庚未－屬土。

 
以上僅略舉出「五行」所屬的範圍，其餘各種學說各家各派的立場亦甚多。

 
綜觀堪輿的歷史源流，曾先後以八方、十二方、二十四山向以劃分方位，又曾以八卦、天干、地支、二十八宿、十二律呂等等表象天、地、人的關係來標示方位，再加上受到觀星、測時、納音、納甲、星命、象數、曆法等理論和方法的影響，產生了許多的差異性。

 
及至磁偏角被發現，在羅盤的方位上又反映出磁子午線與地理的子午線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地區有差異性，在很長的時間裡，引起了羅盤正針、中針、縫針劃分上的紛爭，堪輿書籍之中，具有真知灼見者與穿鑿附會者，主張改革者與循守舊者，龍魚混雜，使初入門者莫衷一是。

 
當今傳世之羅經分為「三合盤」與「三元盤」，一般是以地盤正針格龍立向，人盤中針消砂，天盤縫針納水。

 
而清之蔣大鴻註《歸厚錄》則云：「盤法只用正針，二十四道向水皆準此立局，止忌干支交界之處，以防溷擾，其餘諸盤層數，皆後人妄添，眾說紛紛，徒亂人意。故悉刪之。」

 
以蔣大鴻的看法，羅經只用正針。

 
當今堪輿學中大家都知道的三元九運，是出於明初目講師所說。

 
三元九運配屬九宮、八卦、洛書數、五行生克，與羅經的二十四山互相對應，乃是為明代著名的山水元運。

 
一元是六十年

  
一 運是二十年

 
推地運以二十年為一運，三運六十年為一元，一百八十年為三元，此為小三元運。

 
大三元運五百四十年，即所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五百年黃河一清，必有聖人出。

 
一運：上元甲子甲戌二十年，一白水管運，貪狼星主氣。

 
二運：甲申甲午二十年，二黑土管運，巨門星主氣。

 
三運：甲辰甲寅二十年，三碧木管運， 祿存星主氣。

 
四運：中元甲子甲戌二十年，四綠木管運，文曲星主氣。

 
五運：甲申甲午二十年 ，五黃土管運，廉貞星主氣。

 
六運：甲辰甲寅二十年 ，六白金管運，武曲星主氣。

七運：下元甲子甲戌二十年，七赤金管運，破軍星主氣。

 
八運：甲申甲午二十年 ，八白土管運，左輔星主氣。

 
九運：甲辰甲寅二十年 ，九紫火管運，右弼星主氣。

 
由此所發展出來的如零正催照，三元水法要訣，水本以衰為旺，三元以對面為衰方，有水為吉，得星運者為乘旺之「正神」，宜來龍、坐山、秀砂，合十者為「零神」，宜來水、門、路。

例如自1984~2003年屬下元七運， 七赤金管運，兌（西方）為零水，主損丁，震（東方）為正水，坤（西南方）為催水，即催官水主貴，東北方為照水。

 
凡與元運合一六共宗，二七同道，三八為朋，四九為友生成之數，為催水，或合五照水，合十正水。

 
此為「水法」與三元氣運的循環關係。

堪輿學自唐宋的興盛，到明代以來，已經歷了許多理法上的變遷，在堪輿界似乎還一直存在著一種不成文的習慣，就是不管是任何理論法則，或者是著作，秘笈之類，一定要加上一個「楊公」，或附會成為是楊公所作，如此方易為世人所接受，其實，在宋明以來，對「楊公」的權威，大多是在精神上的崇敬，在實際的運用上，經過宋明理學家以及儒家文人等等的推演，在現代一般堪輿家所用的理論法則，多半只是明清二代堪輿觀念的綜合運用和詮釋而已。

 
堪輿流傳既久，在理法上各家形成許多的不同看法，在許多的觀念中，林林總總，似乎形成了很複雜的各家學說，於是不同的堪輿體系引起互相攻訐，常因此蔚為風潮，尤其是在於理氣方面太過於抽象化，爭論最多，相互批評之語大抵是後一代批評前一代，而且多數是出於文人。

 
至於真正從事堪輿的專業人士，批評方式又有不同，大多在同一時代的同行，缺乏客觀性，憑著自身所學，截取古人著作的部分語句來與同行之間相批評。

 
許多的這類批評都是出自同業間的競爭相嫉，並非要留於後世作記錄。

 
在同業之間作學術性的互相切磋畢竟屬於少數，許多的紛爭是因為一己為突顯自己而大作文章，一時之間能引起眾人的注目，不久即雲消霧散，之後則徒留笑柄於局外人士而已。

 
明代的堪輿名家、人物著作等要比清代為多，而清代的堪輿名家，大抵上並不是很重現明代的堪輿人物，清初，康熙皇帝即非常重視天文學，在欽天監以外的學者研究天文學的人很多，形成許多民間的天文學家。

引用：http://tw.myblog.yahoo.com/jw!k4wGLh2aERmBxqu0YnWb4Gs9yzg-/article?mid=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