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河圖洛書數字化的天文測量技術原理及意義】

風水妙法 發表於 2013-12-12 10:56:31

本帖最後由廉貞於 2013-12-14 16:53 編輯 【突破河圖洛書數字化的天文測量技術原理及意義】 作者（廣西）梁壽平 摘要：① 本文主要把《河圖洛書》數字化表示的太陽高度點與地面陰影點，揭露它是表述天文測量技術，劃分曆法的重要依據。 ② 本文將古今研究比較特殊的思路，做了一些連串分析，將《河圖洛書》的天文測量、測繪技術的實質，以矯正人們對它的錯誤猜測，達到弘揚科學，破除迷信的目的。 ③ 本文對古代曆法劃分方法過程作了扼要的簡述，以此釋讀、參照我國文物所鑽孔、刻畫的內容及年鑒，指出曆法起源最早國家是在我國。 ④ 本文不但揭示了天文曆法劃分內容，同時也揭示了我們中華民族思想形成的根源。 我國古代授時曆的使用,傳說中在伏羲時代(十萬年前)已經出現。 這裏我們暫時不去探究這個時代的真實性,但是,我們要考究探討的內容,在于曆法如此科學系統、精確,是怎樣形成的? 又是以什麽原理,什麽技術方法進行探測的? 學習或者研究過《周易》的學者，普遍都認爲是在《周易》內容裡劃分出來的,然而《周易》又是在《河圖》《洛書》劃分出來的,目前，我們在有關的文獻中所得到的內容也就是這麽多。 “曆法”如此科學系統、精確,它形成的技術方法、原理，卻卡在《河圖》《洛書》這兩個圖形上，成爲千古之迷。 如果我們能破解它，天文測量技術也將隨即揭示，那意義一定不同凡響。 一、古今的研究探討索引 1、古代的研究探討 漢•孔安國雲:“《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于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 劉歆雲:“《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里。” 宋•邵子曰：“圓者,星也,曆紀之數,其肇于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仿于此乎?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敘之而作《範》也” 清•江慎修《河圖精蘊》“伏羲則《河圖》畫卦，原是變點爲線。今欲明四象藏于四方，惟平圓中分線，則其理易明。以虛圈象太極，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朱子《啓蒙》亦如之。凡圓必當圓之半，則全徑豈不爲十，半徑豈不爲五？”。 這是古人對《河圖》《洛書》的的看法,有關美麗神話傳說內容，自然是不可取信的。 我只想在他們對《河圖》《洛書》的探討中，采集提取一些對“天文技術方法、理論”方面有價值的提示。 如，劉歆雲:“《河圖》《洛書》相爲經緯”是具有經緯功能作用。 宋•邵子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圓是《河圖》的數,方是《洛書》的文。 2、當代的研究探討 以下摘錄《揭開易學界的神秘—當代中國易學研究反思錄(1)》•王先勝。 陳久金、張敬國先生在《含山出土玉片圖形試考》中對河圖、洛書、太一行九宮以及含山玉版周緣鑽孔布數4、5、9、5有一些含混說法。 如說河圖洛書“河圖以十個數爲圖，洛書則以九個數爲圖。 但是，這九個數的功用與十個數是一致的”、“河圖行至九之後，轉至十；而洛書行至四、九之後則均還中央五。可見洛書以五爲小周，以十爲大周”； 如說太一行九宮“五代表中宮之數，太一自一循行至四以後回至中央五。 六七八九與一二三四之數相匹配，故太一循行至九乃還至中央五。 這就是玉片孔數以四、五、九、五相配的道理”； 又如“河圖、洛書均用五行，並無本質的區別。 遠古沒有文字，人們才使用鑽孔、畫圈的辦法計數，以代替五行交替記載時節。 因此，河圖、洛書就是曆法”。 韓永賢先生1988年在《內蒙古社會科學》發表《對“河圖”“洛書”的探究》一文，認爲河圖洛書實質是立體圖，河圖是遊牧時代的氣候圖，洛書是遊牧時代的方位圖即定位辨方的“羅盤”。 其認爲，河圖中位的圈點表示“天圓地方”的宇宙觀，河圖東、西、南、北四方位上的圈點表示雨水量： 圈在天上，表示陽光，在地上表示晴天與幹燥； 點在地上表示陰天與降水量。 河圖中位的5個圈排成環形，表示天是圓的，到處是陽光，太陽運行不息，也與古代神話中說天上有許多太陽是相一致的； 河圖中位的10個黑點表達大地不發光不發熱，由于地很大是方的，故在平行的兩側，各畫了5個黑點。 河圖是依據實際氣象定方位的……因此河圖是某一遊牧部落依靠長期遊牧生産生活的實踐總結出來的遠古時代氣候圖，並且它表明上古遊牧時期的氣候與今天大致相同。 洛書也是以天圓地方學說爲根據繪制的一張立體圖，洛書中宮的5個圈即表示“天圓”，用四方四隅上的圈點表示地面上的八個方位； 用圈表示東、南、西、北正方位，用黑點表示東南、東北、西南、西北偏方位。 洛書定方位是依據北鬥七星在北而確定的，所以洛書中七個圈所在的方位爲北方，而一個圈所在的方位爲東方，恰與太白金星的位置一致。 孫國中先生：“《河圖》《洛書》是宇宙發展運動的圖式，其小無內，其大無外：用之言天，則天在其中；用之言地，則地在其內；用之言人，則人不出其外。故左之右之無不逢源，諸門諸術皆可援以爲說。所以闡發河洛的關鍵，在于揭示其潛藏著的宇宙發展運動的規律”（《河圖洛書解析》致讀者）。 常秉義先生則說：“河圖、洛書實質上是講運動功能結構的……而河、洛學說則認爲時間坐標與空間坐標是不可分割的‘血肉’關系，宇宙世界並沒有超空間的時間，也沒有超時間的空間或物質，時空永遠是相結合的。時間産生于天體運動，天體運動的結果則體現在時間坐標上，時空之間既密合無間又彼此對應。我國古代先民正是在時空結合的基礎上對宇宙及其萬物進行研究的，河洛就是這種思潮的産物。由此可見，河洛之學無愧爲現代物理學、天文學的濫觞” 而“河圖洛書是伏羲時代的産物。那麽，中國文明史再不能以文字時代來劃定了，而應以河洛數理爲標志上溯新的文明史。這就是說，早在七千年至一萬多年以前（河洛誕生的時代），華夏土地上就有了高度發達的文明”（常秉義著《周易與曆法》118——119頁，中國華僑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在上述的“當代的研究探討”內容(《揭開易學界的神秘—當代中國易學研究反思錄》摘錄)裡所出現種種的看法,對于陳久金、張敬國先生在《含山出土玉片圖形試考》中的“洛書以五爲小周，以十爲大周” “河圖、洛書均用五行，並無本質的區別。遠古沒有文字，人們才使用鑽孔、畫圈的辦法計數，以代替五行交替記載時節。因此，河圖、洛書就是曆法。”我們對此應該是認可的。 韓永賢先生“認爲河圖洛書實質是立體圖”並且認爲《河圖》《洛書》是和降水量有關的天文氣象。 孫國中先生主編《河圖洛書解析》即言：“《河圖》、《洛書》是宇宙發展運動的圖式。” 常秉義先生：“河圖、洛書實質上是講運動功能結構的……河、洛學說則認爲時間坐標與空間坐標是不可分割的‘血肉’關系，宇宙世界並沒有超空間的時間，也沒有超時間的空間或物質，時空永遠是相結合的。時間産生于天體運動，天體運動的結果則體現在時間坐標上，時空之間既密合無間又彼此對應。” 當代專家、學者各抒已見，但是,大家都不一個認識的共性，即認定是天文方面的內容,這是當代人對《河圖》《洛書》的認識。 但是，我認爲他們都沒有拿出測量技術方法實質依據。 3、揭示測量技術——“土圭法”　前人是運用什麽技術方法，把人與天、地三者之間關系有機聯系起來的？ 這是我們今天要探討的最關鍵問題。 我們知道人類聯系天、地三者之間的關系，必須要運用某一種手段作爲聯系的媒介，方可以達到天、地、人三者聯系的目的。 作者在閱讀前人的書籍中，發現清•李光地《啓蒙附論》曾經用“勾股法”理解《河圖》《洛書》。 萌發起“立竿見影” ——“土圭法”測影的構想：“立竿見影”——“土圭法”與“三角形” ——“勾股法”同一個道理。 作者按“土圭法”做了測影實驗，發現可以解答出民間風水界視爲秘本寶典《青囊經》內容，由此可以解答出我們常談及的《河圖》《洛書》《陰陽》《周易》《甲子》等等疑難內容（詳見《青囊經——剖析揭秘》•梁壽平著）。 然而在我國文獻中，有關天文測繪技術方面的記載，最早、最簡便的技術，唯有“圭法”一種。 如西周時代就有使用圭表的記載,即用立表測影法定疆界。 在《周髀算經》又發現有記載：豎一直杆，叫表，高八尺，測量它的影子，最長的那一天爲冬至，最短的那一天爲夏至，兩次冬至或兩次夏至之間的天數就是一年的天數。 連續觀測四年，發現有三年爲365天，一年爲366天。 而這種技術方法的使用，早在新石器時期出土的文物中，可以看到。 目前，在考古文物中看到最早使用這種技術的物證有新石器時期的土圭儀底座、刻度表等等文物。 如，安徽省含山縣淩家灘新石器時代遺址(最近經測定制作于前5300年)出土的玉鷹和玉片； 鄭州大河村出土的文物中還有七孔石條； 河南省舞陽縣賈湖遺址，新石器時代遺址（公元前7000年～公元前6000年）的七孔笛狀物等等。 “立竿見影”——“土圭法”，是豎立一條直竿，利用太陽光照規律進行測繪，推算出曆法的一種技術。 樞杆古代稱之爲“表”，而這裡爲了方便說明，把它稱之爲“股”； 而通過光照顯示的樞杆陰影，稱之爲“勾”； 由樞杆頂端和陰影末端之間所畫出的太陽光照線段，稱之爲“弦”。 此技術方法就是連接天、地、人三者之間的關鍵紐帶。 只有用“土圭法”才可以了解到我國的天文測量技術原理過程和曆法的來源。 二、技術原理論述 1、圓和方的前提及功能作用　我們知道人類發展是自然界的産物。 人類與自然環境的認識和協調産生必然性，因此研究天地之間的發展變化規律，對人類來說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天在上,地在下，這是自然的法則。 按天、地、人之間的關系，以人爲中心進行分析，天在人的頭頂上面，地在人的腳踩下面。 三者作一個統一體，它們之間在地面上的能動轉換，會産生那些不同的發展變化規律。 古代先人根據在實際生活中所觀察到的天和地現象，給出它們不同的名稱。 如人站在遼闊的平原或者山的最高峰上，進行觀察天地會得出這樣的兩種不同的形狀結果。 當人仰望天空，卻呈現爲一個圓狀形蒼穹，把無窮大的天，概括成爲一個“圓形”，把天簡稱爲“陽”，又稱之爲“奇”,用圓形表示。 這就形成了圓形。 圓形，它的作用是給出範圍功能。 這就是我們下面要研究的“河圖”。 又以前後左右遠遠望去，卻看到四條地平線，將所看到的這些現象，用四條直線連接形成一個正方形，同樣把看到的“地”概括爲“正方形”，簡稱爲“陰”，又稱之爲“偶”，用正方形表示。 正方形，它的作用是給出定向方位功能。 這就是我們下面要研究的“洛書”，實際上，我們看到的天和地，它們的邊緣是互相連接接壤的。 理論上說，天和地的直徑是同樣的長度。 如果我們把直徑同長的圓形和正方形同心點畫出，方形就被圓形劃分出四個三角，而角點與圓方交壤極點之間，自然出現有八根同長的邊緣直線。 再以交壤的極點和角點用直線連接相對的點，整個平面圖形裏出現八個相同等份。 我們在研究的過程中，正方形和圓形的出現是有一定的具體區別功能的，用圓形是無法說明四周的方位方向的，唯有正方形才能夠給出方位和方向標系。 但是，正方形卻無法准確表示周圍的同長面積。 所以，要它們兩者共同出現，表達我們觀測所得的測繪現象。 我們看到的範圍和方位，必須要圓形和正方形來劃分說明，兩者之間缺一不可。 另外，圓和方的不斷組合，可以完整表達出世界的一切物體形狀及事物的發展過程。 這就是以上提及的“天圓地方” “圓方”“經緯”“河圖、洛書”相關術語內容。 現在我們可以把《河圖》《洛書》理解爲，是概括和劃分看到的天地之間角度關系的一種測量技術原理理論。 2、《河圖》與“土圭法”的關系 《河圖》和《洛書》是以“○、●”符號表示。 空白圓點表示太陽位置點； 黑點表示測量的陰影位置端點； 橫線的出現是把太陽點數或者陰影點數，連接歸類起區別的作用。 《河圖》與《洛書》是以數字表示“土圭法”技術原理理論。 這正如清代江慎修所說：“《河洛》見出用數以示人，其體數之中藏者，人不覺耳。” 如《河圖》的數字是代表一個測量過程的立體模型。 白點代表太陽高度點，用數字標出爲第一個太陽高度點，次序爲“一”，即用一個“○”標記表示； 而該太陽高度點，在樞杆測量所得的陰影端點，以“●”表示說明，在該“弦線”的另一端上，次序爲“二”，用兩個“●”加連接線爲一組標寫表示； 另外，第二個太陽高度點，以三個“○”用線連接爲一組。 其“弦線”另一端是該地面陰影端點，用四個“●”加連線進行表示； 第三個太陽高度點是正午，夏至日正午看不到陰影的（回歸線內），或者以人觀察到的太陽、樞杆、最短的陰影三者線都形成垂直一線時（回歸線以外），不用標出陰影點（此即爲天、地、人合一）； 而我們看到與第一個太陽高度點同在一方的六個“●”爲陰影點，是第四個太陽高度點的陰影。 這是以人觀察位置不改變，所看到的現象。 而第四個太陽高度點的次序爲七，用七個“○”加連線表示； 八個“●”表示的陰影，是第五個太陽高度點的陰影點。 而該第五個太陽高度點，其次序爲九，用九個“○”加連線表示。 按照地面所見太陽光照出沒規律在樞杆産生的陰影現象，人爲均等畫出七個太陽點。 將陰影按“勾、股、弦”原理，標出太陽高度點給出樞杆的陰影點，設計出四條“弦線”，樞杆即“股”爲中心不變，劃出四角的“弦線”，則形成一方錐體的“金字塔”形狀。 爲了區別每一條“弦線”的關系，在每個方角，用數字從近至遠，右左次序標寫出“1、2、3、4”，四條棱角線與樞杆形成五條線，于是在樞杆頂端上標記出“5”的數字。 這只是說明了樞杆至地面陰影端點的太陽高度半徑長度關系內容。 那麽，對于天上的內容又將如何說明？ 爲此，我們仍然以樞杆頂端“五”爲中心。 利用“圭儀”在地面已經測出的“弦線”長度，以同樣的長度和標點數，給出樞杆頂端至天上太陽位置高度的另外一個倒“金字塔”方錐體； 並且，用“6、7、8、9”數字標寫出它們的位置加于識別； 再于該位置點與陰影末端之間畫出垂直線，這樣就使天上的太陽高度標系和地面的樞杆投放陰影構成了一個立體模型。 我們依據這個模型，進行原理圖式分解，則形成如下的三大特征。 首先，我們看陰影的端點和太陽位置的垂直線上下兩數。 該垂直線的兩端數字，如： 一與六，在第一條垂直線的兩端上； 二與七，在第二條垂直線的兩端上； 三與八，在第三條垂直線的兩端上； 四與九，在第四條垂直線的兩端上； 而樞紐的“五”媒介數，其得數保持不變。 我們將垂直線端的四對數中的大數，減去樞紐“五”的媒介數，其得數，則與垂直線端的小數是一樣的。 這就是“共宗”“同道”“爲朋”“爲友”的原理出源。 第二以太陽位置點與地面陰影點之間的“弦線”兩端的數字相加，和爲“十”。 如： 一與九的“弦線”，相加得十； 二與八的“弦線”，相加得十； 三與七的“弦線”，相加得十； 四與六的“弦線”，相加得十。 第三，地面方形與天上方形的兩圖，其自身平面的對角兩數相加，它們的“和”，則出現“五”與“十五”的得數。 如： 一與四或四與一的對角數相加得“和”爲“五”； 二與三或三與二的對角數相加得“和”爲“五”； 六與九或九與六的對角數相加得“和”爲“十五”； 七與八或八無七的對角數相加得“和”爲“十五”。 通過幾何代數的表現分析，對我國古代先驅使用的測量天文技術方法及其原理，也就明白多了。 3、《洛書》與“土圭法”原理關系 按“土圭法”的原理所構成立體模型,再以平面方式表述。 如，依樞杆“五”的位置爲中心與其它八個極端點看,則得出“五”的背面下角，爲“一”數，對前面上角，爲“九”數； 左下角，是“三”，與右前上角對的數，是“七”數； 前下角是“四”數，則對後上角的“六”數； 左上角的“八”數，對右下角的“二”數。 而我們的祖先把以上的理論，歸納成爲一個立極點和八個極端，用數字標出每個線端。 用經緯劃分成九個方格並標入相應的數字，如：“9、5、1”中間一組； “4、3、8” 爲左邊第二組；“2、7、6” 爲右邊第三組。 這是在古代典籍中，我們經常看到的圖形。 甚至，還有人把這些三組數字，編排出“四海三山八大仙，九牛五虎一共眠；二七嫦娥伴六郎，周圍十五月團圓”易記口訣。 《洛書》是把《河圖》立體模型改爲平面模式的數字圖解。 它們都是表示劃分天文氣候及定向功能作用。 綜合《河圖》與《洛書》的出現，既有區別，又統一。 說區別，在人的觀察實際劃分，《河圖》是代表天，《洛書》是代表地。 說統一，是人們把看到的“天”“地”視爲一個整體世界，由于看到的地和天交壤處遠程無法計算，故而有人把天和地統稱爲“太極”。 另外，在理論中，它們是表示太陽角度位置點和陰影位置點的幾何數字圖解。 《河圖》是人爲理解給出的理論測繪圖式，《洛書》是依照探測實況定向定位圖式。 所以說它們的區別和統一，是同一個測量技術原理兩種不同圖形表述而已。 4、技術分析出現容易誤解的“北鬥七星”圖案——七政 人們常常拿“北鬥七星”來理解，它是古人用于劃分氣候和定向的初始依據，這是錯誤的理解。 經我們研究的結論認定，“北鬥七星”不是古人用于劃分曆法氣候的初始依據。 我們用某天（夏至日爲標准）測量測繪太陽實況說明。 以樞杆爲中心，用太陽運行升降變化規律，把光照産生的樞杆落影的陰影末端標畫出來。 如，陰影線出現在西邊初始畫出爲起點，沿著陰影線偏離初畫標記的角度放大，線端向樞杆收縮消失，和消失在樞杆之後重新向東邊逐漸慢慢展開，直至太陽消失爲止的過程記錄畫出，則形成地面反“S”線。 以樞杆爲中心，再以地平日出、早晨、上午、中午、下午、傍晚、地平日落的太陽高度位置點，在反“S”線上平均畫出太陽點。 這樣在反“S” 流動線上，包括樞杆點在內，得到七個相似“北鬥七星”形狀的坐標點。 所以，人們容易把它錯誤的理解爲“北鬥七星”。 這裡出現的七個太陽高度位置坐標點，才是用于定向劃分氣候的初始依據。 古人把它叫做“七政”。 “七政”是我國古代先人計算時間的最基本技術方法，與我們看到太空上的“北鬥七星”是有區別的。 5、技術分析出現的“五星、五行、甲子” 在技術測量原理分析中，我們給出： 地平日出、早晨、上午、中午、下午、傍晚、地平日落的太陽高度位置點，並且在地面反“S”線上畫出垂直太陽點。 除中心樞杆點，其它所出現的六個點，正好是在樞杆爲中心的四份之二內。 我們再按以上理論，補充另外的四個點到其他的四份之二內，共獲得十個點。 這些點仿佛象天上的星星，所以前人把它稱爲“星”。 由于按太陽所在早晨、上午、中午、下午、傍晚等天上五個不同角度位置所確定的五個點，即成爲“五星”。 “五星”作用是給出三個不同直徑長度同心圓的依據，這是用于說明太陽早晨、上午、中午、下午、傍晚所在每天的三個不同高度層次範圍； 或者用于說明太陽所在年四季的寒暑層次範圍關系。 如最小的內圓圈，就是今天所說的夏季圈； 最大的圓圈，就是今天所說的冬季圈； 夏季圈和冬季圈之間的圓圈，就是代表春季和秋季。 春季和秋季它們在一個圓圈內的原因，是由于太陽黃道在緯度線上下往返運行的結果，因此春季和秋季出現重合現象，即在大小之間的中間一圈裏。 “五星”是測繪太陽的陰影點，給出的同心圓基礎依據，完成後的同心圓，就相當于我們現代所應用的“緯線圈”。 以太陽所在天上五個角度位置畫出的五根垂直線，其是縱向行距表現形式，由此稱之爲“五行”。 這就是我們現代所應用的“經線”。 可以用這些經線行距，說明事物發展的因果關系過程階段。 我們獲得的十個太陽點，古代先人，不但用數標出，而還依照氣候的不同特點，賦于每一經線行距一定的氣候氣象過程含義字。 如用“甲、乙、丙、丁、戊、已、庚、辛、壬、癸”等標寫出。 然而，以地面反“S”線依據太陽點理論畫出的十條經線，包括樞杆爲經線才是十一條經線，（含山縣淩家灘的玉片，那二十三個小孔，除其中一角兩孔基本粘合爲一個，它們是按等距道理，才少鑽兩個等距小孔。它少鑽刻的位置，正是人處在北方觀察的那一面），前人把這十一條經線，稱爲“四七爲經”； 樞杆下的空缺位置，此不足說明劃分周率的均等，以樞杆垂直延長標線，由此補缺産生了十二條經線和十二個弧角等距。 也象以上的太陽運行十個點那樣，在空距內標出數字和另外一組含氣候意義的文字，區別于其它的不同關系。 如“子、醜、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從太陽運行標出的十條經線，與後來增補的樞杆垂直線形成的十二行距，爲說明十太陽點經線與行距關系，用“甲”與“乙”去說明“子”的行距關系，按順序排序得出第一個組合詞“甲子”。 依照研究出現的先後閱讀，第二個組合詞，則爲“乙醜”； 第三個組合詞，則爲“丙寅”……直至“癸酉”，已經排完十經線的字意，而十二行距中卻多出了“戌”、“亥”兩字行距。 因此，繼續第二次組合，則産生“甲戌”“乙亥”“丙子”……直至第七次“甲子”出現前，所見到的“癸亥”爲結束。 以上組合的詞，正好是六十數字。 後來，有人把“六十”數字和“甲子”詞組合並列讀爲“六十甲子”。 以夏至日正午給出的第二次複合現象，我們通常把該複合期稱爲“年”。 期間按每日記錄所用的“甲子”標記，這就叫做“甲子日”。 6、技術分析出現的“陰陽、周易” 把某日（夏至日爲標准）測量的太陽摳杆的陰影，進行實況測繪說明。 首先，以早晨地平線上的日出，劃定太陽光照的摳杆西邊陰影直線。 然後隨摳杆陰影線端，畫出上午和下午的運動陰影，直至傍晚太陽下降在地平線陰影不移動爲停止。 通過這樣表示每日太陽出沒。 從標畫太陽的開始和結束狀況過程，我們可以清楚看到樞杆的兩邊有相同的弧狀半圓，總體上看就象反“S”形狀。 如果我們按“地是方的理論”，把它套上一個相等的直徑圓形，並且塗畫出其中任何一邊的“魚形”，它就形成一個完整的“陰陽”、“太極圖”。 空白面積大的一半，稱爲“老陽”； 塗畫面積大的一半，稱爲“老陰”； 空白面積超出直徑界線，進入塗畫面積的小半圓部份，稱之爲“少陽”； 塗畫面積超出直徑界線，進入空白面積的小半圓部份，稱之爲“少陰”。 該圖是說明全日程周期運轉的晝夜交替關系，或者說明全年度太陽周期運轉的熱能寒暑交替關系。 然後，再以我們所觀察到的光映與陰影實際現象，以樞杆中心劃出垂直線爲分界，按太陽出現的一邊，用“—”表示光映； 而另外一邊由于被樞杆的陰影線劃斷，所以用“- -”表示陰影。 我們可以在原理分析中給出： 地平日出、早晨、上午、中午、下午、傍晚、地平日落的太陽高度位置點，並且畫出垂直地面太陽點的同距圓圈，所出現的三個同心圓。 而又在三個同心所劃出的八條經的每個等份內，陰影多少的比例是不一樣的。 如，空白與塗影所在的等份又被三個同心圓劃出上、中、下位置，來確定空白與塗影多少比例。 用“—”表示空白，用“- -”表示塗影，這樣在經線所劃出的等份內，自然就出現了三條不同形式的組合“符號”，後來把它稱爲“卦爻”。 按八個等份所排出的八個符號，我們把它統稱爲“八卦”。 而“六爻”符號的使用，是以已經測繪出的十條經線，樞杆補充畫出之後産生的十二行距，以樞杆垂直線爲分界，畫出光映和陰影的符號，組合出六畫一式符號。 《周易》按真實的測繪現象理解： 周，指的是圓周、周天； 易，指的是“卦”符號相互交換變動狀況。 《周易》會成爲百經之首，流傳至今。 秦始皇沒有把《周易》焚燒的原因，那是因爲《周易》是一部有關于天文地理的氣候氣象學說著作。 另外，《周易》具有對宇宙間的事物做出總體概括和事物發展條理性的邏輯分析方法，及觀察分析理論指導思想內涵存在。 綜合上述，由此內容可見《河圖》《洛書》這兩個圖形上的數字表示，是要求我們根據該提示的內容，去理解“土圭法”技術利用太陽光照規律的測繪原理過程，從而確定曆法理論依據，制定曆法。 三、論述技術原理的目的和意義 1、科學意義 從探討研究《河圖》《洛書》得出的結果看，它的實質是有關天文曆法技術劃分的科學理論內容，屬于自然科學領域的範疇； 是人類與自然鬥爭勝利的結果； 是人類智慧的結晶。 我國古代先民能夠應用土圭法，對太陽進行技術測量，形成完整系統的科學理論。 並且根據新石器時期不同遺址，同一時期出現的文物，與測量天文曆法技術理論之間聯系的結果來看，新石器時期已經完成了天文科學技術革命。 說明我國勞動人民對“天文科學”所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同時也說明我國勞動人民對人類社會發展立下汗馬功勞。 《河圖》《洛書》所表述的天文測量技術理論，是對太陽周期劃定和氣候氣象的劃分。 這有利于農業種植按氣候節令生産，保障增收提供科學依據； 同時也給出人類選擇居住地或生産建築提供理論指導依據。 總之，它給人類提供氣候氣象節令科學規律依據，使人類在生活生産活動中，能避免或減少不必要的自然災害損失，提高人們生活生産效益，提供有價值科學的依據。 我們知道世界上的一切生物生命，都是依賴氣候氣象節律進行生長發展的，因此，對培植植物、飼養動物，以及人類自身的人體健康，也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科學依據。 弘揚科學，破除迷信。《河圖》《洛書》的實質是“土圭法”利用太陽光照規律測量技術。澄清了自己的身世。 過去，在迷信與科學的是非長期爭論中，使世人産生疑惑心態，無法正確判斷《河圖》《洛書》的真實性質。 給社會發展帶來負面影響，造成不小的損失，阻礙了社會的正常發展。 現在，從《河圖》《洛書》實際的性質看，它並不是什麽“超自然”的産物，也不是迷信東西，而是一門關于測量太陽，推算天文氣候曆法的技術，屬自然科學範疇。 由此，論述出《河圖》《洛書》是天文學技術理論內容，爲我國“天文科學”補上一個完整的環節，起著重大的意義。 2、曆史意義人類在戰勝自然跨入文明社會階段，以那一個階段爲標准？ 關于這個曆史問題，學術界上，仍有不少的爭議。 許多相關專家學者們都在這些問題上大膽探索，直抒己見。 迄今，隨《河圖》《洛書》的探討和研究的深入，其實質內容的揭示，對人類由自然階段跨入文明階段的曆史問題，得到清晰理路。 按論述的天文學技術方法及理論，與新石器時期的天文文物刻劃圖象釋讀吻合爲依據； 又以出土文物在新石器時期的遺址不同，年代相近的特征來分析，在遠古的新石器時期，人們不但成熟掌握了天文測繪技術，而且應用還相當普及廣泛。 這說明我們人類，在此天文文物出現的新石器時期，已經進入了科技文明時代。 理論上，如果按人類由被動自然發展與意識自然發展爲劃分時代依據成立的話。 那麽，破解《河圖》《洛書》之後的實質內容，與新石器時期的天文文物吻合聯系，我們有必要重新劃分或者另外劃分出一個曆史時代。 一般認爲“曆法”使用起源最早在（6000年前）的古埃及。 可是在《河圖》《洛書》天文曆法測繪技術理論的揭開，與新石器時期天文文物的完整吻合前提。 如，安徽省含山縣淩家灘新石器時代遺址(最近經測定制作于前5300年)出土的玉鷹和玉片內的同心圓，說明四季的劃分和年的確定； 鄭州大河村出土的太陽紋陶片公元前40世紀，其複原缽飾有十二個太陽，其是年的月份劃定，或者日的時辰劃定標刻； 鄭州大河村出土的文物中還有七孔石條及位于河南省舞陽縣賈湖遺址，新石器時代遺址（公元前7000年～公元前6000年）的七孔笛狀物等等，都與《河圖》《洛書》標刻的七個太陽點相同。 安徽省含山縣淩家灘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玉鷹樞杆孔與五個陰影標刻孔，都表明是圭表刻度內容。 單以安徽省含山縣淩家灘新石器時代遺址(最近經測定制作于前5300年)出土的玉鷹和玉片，它們所刻畫的圖案內容，足以說明天文曆法已經確定和測量技術方面的表現。 就按其年限分析，都要比埃及早1300年。 這些可以證明“曆法”最早發明使用的國家，應該是在我們偉大的祖國。中國人才是天文曆法的最早發明者和使用者。 爲此，我們必要把祖先發明的天文曆法測量技術科研成果及發明的曆史時代，向全世界人民公布。 3、對挖掘民族思想核心起著重大的意義 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民族，不管它是什麽曆史醞釀，或者什麽國情背景，都有一個思想核心。 而中華民族的思想核心，在于《河圖》《洛書》這一棵大根上。 從論述的測量技術理論內容看，它具有概括性強，彈性大，分類條理科學系統，邏輯辨證嚴密，自然會成爲我們民族用于觀察研究宇宙，各種各樣事物發展現象的指導思想。 它隨我國勞動人民把社會生活實踐經驗的注入，又反向滲透于社會多層次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醫學、建築、習俗慣制等人們生活之中。 經過近萬年的曆史不斷的沈澱、提煉發展過程，構築形成我國獨有的用于觀察世界事物的理論思想框架，亦無怪乎我們看到各個領域中都有《河洛》的身影存在。 由此看來，它不再是什麽技術經驗理論的問題了，而是成爲我國勞動人民一種觀察世界事物的理論指導思想——中華民族的思想核心。 可見《河圖》《洛書》在我國文化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破解它可以看到我們中華民族的文明靈魂，這裡的測量技術原理論述就顯得十分有意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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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術堪輿學苑】's Archiver

【突破河圖洛書數字化的天文測量技術原理及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