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傳染病豫防】
<P align=center><STRONG><FONT size=5>【<FONT color=red>史學●傳染病豫防</FONT>】</FONT></STRONG></P> <P><STRONG>日治時期預防與控制傳染病散播之手段。</STRONG></P><P><STRONG></STRONG> </P>
<P><STRONG>具體措施因傳染途徑（transmissionroute）、病程（duration），或潛伏期（incubation）不同而有差異。</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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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19世紀前病原學（etiology）發展有限，每逢疫病流行往往以隔離、檢疫為應變之主要手段，經常性預防亦止於強調環境衛生與個人清潔之重要性。</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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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19世紀末近代細菌學說興起，特定傳染疾病之病原體、媒介，與傳播途徑漸為醫界掌握，遂有急、慢性傳染病防治之別與免疫知識的發展。</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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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日本近代傳染病防治之發展，與西洋醫學之輸入密切相關；</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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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1849年，荷蘭船醫OttoGerhardMohnike引入種（牛）痘術，1870年（明治3年）頒布「種痘舘規則」進行普遍施種，為日後傳染病豫防法之濫觴。</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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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1871-1879年，日本陸續遭逢霍亂與獸疫之侵襲，遂有1880年之「傳染病豫防規則」制定，確定日本傳染病防治之相關官制、職掌與處置措施。</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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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1896年因應中國鼠疫疫情擴大，日本衛生局再根據肺鼠疫傳染特徵，將前述規則大幅修改。</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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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至於結核病、癩病（痲瘋）與性病等，則歸屬於慢性傳染病，另訂法規處理之，惟因治療有限復以病程頗長，故別立特別單位或交由警察機關執行。</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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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臺灣向來被視為瘴癘之地，日軍在牡丹社事件與征臺之役中即飽受傳染病侵擾之苦。</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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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加以1920年（大正9年）之前亦值多種疫情在亞洲爆發之際，因此控制、阻斷急性傳染病疫情，成為日治時期臺灣傳染病防治的基調，風土病與慢性傳染病防治則自1910年代後才漸次出現。</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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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臺灣總督府依循1897年新訂公布之「傳染病豫防規則」，執行激烈的鼠疫與霍亂防治工作，疫勢至1915年後方歇。</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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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惟1922年總督府才正式頒布「傳染病豫防規則」，除以臺灣總督為主事者並配合現況調整行政名稱外，其餘條文均與原規則相同。</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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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瘧疾屬臺灣重大之風土傳染病，雖不列入該豫防規則之法定傳染病，1913年總督府仍頒布「マラリア（瘧疾）防遏規則」進行全島性防治；</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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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1929年後，瘧疾防治已見成效。</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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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臺灣在慢性傳染病防治上，遲至1934-1940年，「癩豫防法」（1934年）「結核豫防法」（1937年）、「花柳病豫防法」（1940年）才陸續公告實施；</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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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相關醫療人力與單位數量亦無法與日本國內相比。</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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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傳染病的防治起於突發性的霍亂、鼠疫、白喉等之防治工作，繼之以風土病（瘧疾）的控制，而慢性傳染病如結核病、癩病、性病等受重視程度則明顯不足。</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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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不過在種痘成績上，臺灣從1905開始實施牛痘接種後，配合戶籍登記制度之實施，至1930年代接種人數與總人口比率已與日本國內相當。</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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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此外，1910年代後在臺公布之各項傳染病防治法規，均以驗菌之有無作為防治處置的基準，是以醫師之檢驗報告與警察機關開立之證明書，在傳染病防治程序上的功能極其重要，部分驗證功能與通報機制亦延續至1945年以後。</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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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STRONG> </P><strong>引用：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3784</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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